纸上谈兵(中国古代战争史札记)(精)

导论?古代的军事竞争与武器、战术革新 威廉?麦尼尔在其名著《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中认为，欧洲长期的列国分立带来激烈的军事和政治竞争，由此产生的生存压力迫使各国必须不断进行军事技术和军事体制变革，从而造就了欧洲近代的军事神话。 这一规律自然是“欧洲式”的，毕竟也只有欧洲在近代借此机会脱颖而出。但从中国古代战争史来看，这一规律也有其普世性的一面。在古代中国，来自周边的军事竞争压力往往也会主动或被动地在中原王朝催生军事革新。比如明清鼎革前长达二十余年的大规模军事对抗，为两大方营造出一个研发、装备和应用新型火器的“绝佳”竞争环境。 军事革新可能是物质性的，即新武器、新装备的诞生，如大黄弩、如诸葛连弩、如甲骑具装、如马镫、如陌刀、如神臂弓、如火铳…… 军事革新也有可能是知识性的，即新战术的革新，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如项羽的骑兵长途奔袭，如卫青、霍去病的骑兵冲击战术，如刘裕的“却月阵”，如李靖的“不停顿连续作战”，如刘锜、岳飞的砍马腿战法，如明成祖的火器轮射战术，如戚继光的车营战术，如袁崇焕的“凭坚城以用大炮”…… 并且，在大多数时候，武器技术革新和战术革新并不是割裂的，而是互相激荡、互相启发的。技术革新促进战术革新，新式装备需要新战术推动其战力*大化。比如，随着佛郎机在明军中的大量装备，戚继光为其量身定制了车营战术，还编练了中国骑兵史上*早的“骑炮兵”；战术革新又对武器的进一步革新提出新的要求，比如骑兵正面冲击这一战术的发明，呼唤着一种让冲击骑兵更不易从马背上跌落的“新马具”——马镫就这么来了。 关于军事竞争促进武器和战术革新，在中国古代战争的语境内，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 **，草原骑兵对中原王朝上千年如一日的军事压力。在中国古代的军事革新中，大多数动力和压力都来自北方骑兵。如果细分的话，这种应对草原骑兵的军事革新可以分三类：**类是“以骑制骑”，比如胡服骑射、汉武帝的骑兵革命、西晋后在中原王朝率先出现的马镫、唐高祖组建突厥化的轻骑兵军团，都属于此类；第二类是“以步制骑”，比如汉武帝时代的弓弩革新，李陵的“大车+弓弩”战术，刘裕的“却月阵”，由李靖率先装备、李嗣业发扬光大的陌刀，北宋中前期的“弹性防御”战术，宋神宗时代的神臂弓和斩马刀，刘锜、岳飞的砍马腿战法；第三类是“以火制骑”，即以火器对抗骑兵，如朱元璋时代发明的铜制火铳，朱棣亲自创建的神机营，正德、嘉靖时代引入的新式火器佛郎机，明末的红夷大炮，袁崇焕的“炮骑协同”战术。 第二，军事革新的中西共振。从本质上，武器是一种商品，战术是一种知识，都是可以在欧亚大陆或海洋贸易网络中传播的。马镫很可能就是由中国率先发明，然后传播至中亚和西方的；在蒙古西征中，蒙古人将从金和南宋获得的火器及其战术带往阿拉伯地区，再经由阿拉伯人传播至欧洲；在明代中晚期，在火器制造技术上已超越中国的欧洲开始“反哺”，经由两次大航海时代中的“西炮东传”，先后将佛郎机和红夷大炮传至中国，帮助明军面对满蒙骑兵的军事压力。 自赵武灵王时代开始，到康熙时代，在从未停止过的军事压力下，特别是分裂时间不短于统一时间的军事竞争之下，中国的军事科技与战术革新事实上从未真正停止过。 为了对抗机动灵活的北方胡族骑兵，赵武灵王抛弃了统治中国战争史上千年的笨重战车，进行了“胡服骑射”改革，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支独立作战的骑兵军团，这也让赵武灵王成为中国骑兵之父。 但在长平之战中，赵国骑兵暴露了前马镫时代骑兵的*大弱点，即只适合侦查、骚扰、追击败退敌军和破袭粮道这些非核心任务，无法在大规模战争中正面对抗步兵军阵，从而在长平之战中“隐身”。当作为赵军*大军事强点的骑兵无法有效发挥作用，反而进入了*能彰显秦军纪律性和兵力优势的步兵军团战斗模式时，赵国在长平之战中的失败也就不言而喻了。事实上，在战车漫长的半衰期中，除了胡服骑射这一面向的军事变革外，还有“毁车为行”，也就是变车兵为步兵军阵的变革方向。在长平之战时，赵国代表了变车兵为骑兵的变革，而秦军的步兵军阵则代言了变车兵为步兵。 事实证明，仅就军事层面而言，毁车为行是比胡服骑射更接近当时战争本质的深刻变革。 长平之战时，也正处于钢铁兵器与青铜兵器的激荡更迭时代，相对而言，赵军的铁制兵器普及度要高于秦军，但发展尚不成熟的钢铁兵器在战场上，对于发展完备的青铜兵器并未取得明显优势，因此也不足以成为改写长平之战的变量。 在楚汉战争时代，刘邦在初期迅速占领关中后，就获得了秦国在战国时代拥有的国力体量优势，在与项羽的战争中几乎始终处于以众击寡的态势。在彭城之战中，为了对抗刘邦近60万大军的压倒性兵力优势，项羽亲率三万骑兵突袭彭城，以快制多，*大限度地发挥了骑兵的长途奔袭能力与机动性优势，创造了骑兵**次大规模歼灭步兵集团的中国战史记录，成为中国骑兵史上继胡服骑射之后的第二个里程碑。 为了对抗楚军的骑兵优势，刘邦战后痛定思痛，以原秦军骑兵为班底组建汉军骑兵，以骑制骑，在垓下之战中穷追不舍，逼得项羽乌江自刎的就是这支汉军骑兵。 在汉武帝时代，为了对抗匈奴的骑兵优势，汉武帝也采取了“以骑制骑”的大战略，在“文景之治”积累的雄厚国力支撑下，倾全力发展马政，很快具备了一次性数万骑兵，甚至十万骑兵出塞的能力。即使有了马和骑兵，汉军仍然直面着骑射能力远不如匈奴骑兵的压力。李硕在《南北战争三百年》一书中认为，为了对抗骑兵的骑射优势，卫青和霍去病率先在汉军中发起了骑兵战术革新，不与匈奴人较量他们擅长的远距离骑射，将中原步兵擅长的正面冲击战术移植到骑兵身上。 尽管依靠骑兵战术革新，汉军骑兵将匈奴骑兵一路从漠南打到漠北，但战争中损失的大量战马很快又让汉帝国重新面临缺马的威胁。到了汉武帝后期，缺马的现实成了李陵五千步兵出塞的时代注脚，李陵虽兵败被俘，但这支精英步兵在绝对兵力劣势下的顽强表现，却显示了汉军“以步制骑”能力的提升。在匈奴骑兵的压力下，帝国的制弩技术在汉武帝时代发生了一次技术革新，与秦弩相比，无论在射程、强度还是在射击精度上都有着很大的提升，这也可以视作西汉军工业对匈奴骑射优势的一种极有针对性的回应。在李陵军的*后时光里，弩成为他们*后的倔强，五十万支箭射尽之后，李陵军方才溃败。 在三国时代，为了在北伐时应对曹军的骑兵优势，特别是曹军的精锐骑兵部队“虎豹骑”，诸葛亮发明了“诸葛连弩”，号称“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在追击蜀汉军队时被射杀的大将张郃，就有可能死于“诸葛连弩”；诸葛亮还编练了一套叫“八阵图”的阵法，自称“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八阵图很可能是一种应对骑兵快速冲击的步兵密集结阵；为了解决北伐时的后勤运输问题，诸葛亮还发明了“木牛流马”，如果撇去那些怪力乱神的包装，简单说就是木牛为车，流马为舟，系统性升级了蜀汉的后勤运输 体系。 在两晋南北朝时代，作为骑兵历史上*重要技术革新的马镫率先在中国出现，给了骑兵更大的平衡性，在高速冲击中更不易从马背上跌落。有论者称，这也是中原王朝在北方游牧民族骑兵优势压力下的一种“回应式”创新，马镫可以减少中原骑兵掌握骑射技术的训练时间，大大加快中原王朝编练骑兵军团的效率。 马镫的发明是基于中原王朝的利益考量，但如同所有的军事技术一样，一旦发明出来，谁也不能控制它的流向与应用场景。马镫的出现让中国骑兵正式进入了重骑兵时代，“甲骑具装”成为北朝骑兵*鲜明的特点，这也让骑兵**次具备了在正面决战中突破步兵密集结阵的能力。 但在淝水之战中，前秦骑兵并未成功扭转前秦数十万大军的溃败，反而成就了北府兵“以步制骑”的神话；在刘裕北伐的时代，两千北府兵凭借其首创的却月阵大败三万北魏重骑兵，号称在战国后就被淘汰的战车在重骑兵大行于世的时代压力下得到某种“复兴”，成为步兵军团防御骑兵冲击*好的屏障。 到了唐开国时代，为了回应突厥轻骑兵的机动性优势，李渊启动了骑兵革新，告别了北朝以来盛行的重骑兵风潮，建立了一支以突厥为师的轻骑兵。而正是凭借这支“突厥化”的轻骑兵，唐军成功扫平了中原群雄，而在李世民登基之后，唐军轻骑兵又“以骑制骑”，以闪电战的速度消灭了东突厥，成为东亚的新霸主，大唐帝国兴盛于轻骑兵的马背上。 而在盛唐时代，随着边境战事的扩大，为了缓解战马不足的状况，唐军不得不重新续上“以步制骑”的中原军队传统，将李靖率先装备的新式武器陌刀与陌刀战术发扬光大，李嗣业和他的陌刀军，以其“人马俱碎”的巨大威力，威震安西，成为那个时代游牧骑兵的终极噩梦。 在北宋，为了对抗辽国的骑兵优势，如曾瑞龙在《经略幽燕》一书中所说，宋军逐渐发展出了“弹性防御”战术，放弃了五代时崇尚野战和速决战的进攻主义取向。到了宋神宗时代，为了对付西夏骑兵，宋朝军工业连续贡献了两大军备技术革新，发明了斩马刀和神臂弓这两个神兵利器，一近战、一远战，丰富了宋军步兵对战敌国骑兵的武库。 到了靖康时代，金军凭借其骑兵，特别是重骑兵优势，成就了“女真满万不可敌”的战争神话，为了回应这一压力，岳飞一方面“以骑制骑”，建立了以岳云为核心的岳家军骑兵；另一方面又在“以步制骑”的战法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在郾城大战中以砍马腿战术大破金军*精锐的一支骑兵，也是中国历史上*出名的超重装骑兵——“铁浮屠”。 到了蒙古崛起的时代，蒙古人将骑兵的机动性发挥到了人类骑兵史上的极致，如《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一书所说，“机动性使蒙古人造就了一种不可复制的战争风格，直到二十世纪机动车辆应用于军队，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凭借无与伦比的机动性，蒙古骑兵也成为马镫时代骑兵战术的集大成者，将骑射战术和正面冲击战术结合得无懈可击。 在蒙古骑兵的绝对优势之下，原本以骑兵起家的金军眼见在野战中无力对抗蒙古人，便开始在防御上下功夫，将新生的火器引入守城战，在金开兴元年（1232年）三月的开封之战中，金军使用了当时威力*大的投掷火器——震天雷，“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但就如初生的铁制兵器并未扭转赵国在长平之战中的败局一样，新生的火器同样未能拯救金国的亡国命运。 在蒙古灭宋的*关键战役——襄阳之战中，为了对付宋军的坚城，蒙古军中的伊斯兰兵器专家改造了投石机的攻击距离和准确率，建造了历史上威力*大的投石机——“回回炮”，据说抛射的巨石重达150公斤，“声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汹汹，诸将多逾城降者”，顺利轰开了樊城，逼得襄阳也开城投降。不过，“回回炮”并不是火炮。 在明初，明成祖为了彻底解决蒙古问题，五次亲征漠北。为了对抗蒙古骑兵，朱棣承继了朱元璋时代的火器大飞跃，进一步完善了火铳技术，在完成“**次火器革命”后，明军从冷兵器时代逐步迈向冷热兵器混用时代。 也是在朱棣时代，明军还进行了一次重大战术革新。为了缓解火铳发射流程过慢，无法应对蒙古骑兵快速冲击的状况，明军在此时升级了“叠阵”战术，将火器部队分为三行，虽然存在争议，但这有可能被看作全世界*早的“轮射战术”雏形。 在技术革命和战术革新的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火器的效能，朱棣还进行了兵种配置上的改革。**次亲征前，朱棣创建了神机营，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组建专用火器的部队，比西班牙创建火枪兵还要早一百年左右。 明初的火铳代表了当时世界火器技术的*高水平。但在此后，欧洲在列国竞争的背景下，火器的研发制造进入了快车道，逐步超越了相对停滞的明朝。 而在嘉靖时代，蒙古人自土木堡时代以来又一次走向统一和强盛，给明军北方边防施加了极大压力。为了对抗蒙古骑兵，明朝在嘉靖初年开始了对葡萄牙佛郎机的仿制工作，稍晚又引入了火绳枪，希望能够借助这些比国产火铳更先进的欧洲火器挫败蒙古骑兵的进犯。在“**次西炮东传”中，戚继光成为当时中国军界*积极的应用者，戚继光的部队成为明军中装备西式火器*多的军队，甚至作为中国版火绳枪“鸟铳”的命名也很可能得自戚继光的灵感。 边患越严重，明军对新式火器越保持学习的开放性。到了万历末年，随着满洲八旗的崛起，明军在辽东的边防压力与日俱增，就在1619年萨尔浒之战的惨败过后，徐光启等一批明朝士大夫深感包括佛郎机在内的明军现有火器已无法应对八旗军的强力挑战，主动派人赴澳门采购更新一代的火炮——红夷大炮，之后还开始了规模浩大的仿制工作，是为“第二次西炮东传”。 在1626年的宁远之战中，袁崇焕首次携红夷大炮亮相便力挫努尔哈赤亲率的后金大军，帮助明军取得了双方开战八年以来的首次大胜，有史料称，宁远之战中的红夷大炮“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为了将红夷大炮的战力发挥到极致，袁崇焕还围绕大炮设计了两套新战术：“凭坚城以用大炮”和“炮骑协同”。前者的要义是在军力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坚决避免野战；后者的要义是关宁铁骑“依城而战”，在火炮火力的掩护下和清军骑兵进行有限度的野战。但红夷大炮救得了宁远城，却救不了大明朝。 红夷大炮的横空出世警醒了以皇太极为代表的八旗精英们，让后金做出了“以炮制炮”的应对措施。后金很快开始了对红夷大炮的仿制，据说为避“夷”字之讳，改称红衣大炮。在吴桥兵变后，带着几十门红衣大炮和制造技术的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率军投降清军，清军的火器实力很快就后来居上，在东亚有史以来*大的火炮对战——松锦之战中，彻底压制了明军的炮兵，入关后红衣大炮更成为关内各大坚城的噩梦。 正如学者黄一农所说，“徐光启等天主教人士原本希冀能利用红夷大炮帮助明朝救亡图存，但历史的发展往往事与愿违，这种新型火器*后却转成为清朝得以吞并大明的利器”。 在明亡清兴的鼎革时代，清成为骑兵与火器均领先于同时代竞争对手的超级军事强权。 在康熙时代，中国火器抵达了*后的巅峰时刻。在东北，清军的大炮遭遇了俄国人堡垒战术的挑战，在红衣大炮的基础上，清朝研发出了如“神威无敌大将军炮”这样的攻城炮。俄国凭借西式造城法，将雅克萨城打造为一座具有欧式棱堡色彩的坚城，大大降低了清军大炮的破坏力，迫使清军只能围而不攻。 在西北，清军的大炮遭遇了噶尔丹“骆驼炮”战术的挑战。像准噶尔军这种广泛配备火器的骑兵军团，是清军在此前的历次战争中前所未遇的劲敌。清准战争几乎完全以野战为主，清军的重型火炮不仅缺乏机动性，更不利于远征。初战不利后，康熙开始为清军大量配备适合远征的子母炮等各种轻型火炮，为了对抗噶尔丹骑兵的快速冲击，清军还引入了鹿角木移动在前，火器部队轮射在后的“连环本栅”战术，*终在昭莫多之战中取得了对噶尔丹的决定性胜利。 如果说清初的强敌环伺，成就了皇太极至康熙朝的火器发展，那么，正是从康熙平定噶尔丹开始，清帝国周边再无可危及其政权生存的强力竞争对手，没有敌人可以强大到倒逼清军军事创新，清军纵然不胜，也没有动力走出舒适区。中国火器发展在此之后彻底走向停滞，甚至有所倒退，鸦片战争时清军使用的火炮在作战效能上甚至有可能还不如康熙时代。 在《三体》中，三体文明用“质子”锁死了地球基础科学，从这个角度出发，锁死清朝军事科技发展的“质子”，就是“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这个答案或许过于浅薄，诸君不妨看完书后再严肃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