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

　　《中国政治学（2020年第三辑，总第七辑）》：　　在20世纪以后，尤其是在过去15年发展特别快、强调特别多的就是对因果关系和因果机制的强调。从传统的经验上的相关到因果，实际上是跟经济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的。经济学发展强调因果推断，所以很多方法培训班讨论怎么去做识别，怎么应用各种包括断点回归、双重差分等在内的研究设计，怎么去在经验研究中建立因果联系。对于因果关系和因果机制的强调，实际上成为我们反思相关关系分析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学动力。　　接着往下，就美国的学科体系建设来说，实际上跟它国家政治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当然美国主流的学科理论就是政治学理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强调了一些核心的概念，比如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在20世纪中期以后，实际上学科发展*重要的特点是，规范性研究对于经验性研究的发现和进展采取了非常宽容和吸纳的态度，不是经验研究就做经验研究、规范研究就做规范研究。规范研究的学者对于经验研究的很多发现进行了借鉴。很多理论学者，比如罗尔斯、诺齐克、达尔、费希金等，他们的理论创新实际上对于经验研究的发现做了非常大的吸收工作。　　另一个受到美国政治本身发展深刻影响的主流学科是美国政治，主流政治学系里，百分之四五十以上的政治学家在干这个工作，这也是美国政治本身发展的需要。比如，进步运动时期所谓的“扒粪运动”的影响。这个时候把以前的法条主义研究推向了现实主义研究，包括压力集团、游说、政治过程、政党、总统、议会。这对于美国人去理解美国政治本身的逻辑实际上有非常大的推动力。所以现在在美国政治学的发展中往往能看到，*新的理论模型、经验模型实际上都是在美国政治这个领域里。相对其他学科而言，这一领域中有*丰富和*多元化的方法学的拓展，包括博弈论、计量模型、计算模型。*详尽的数据库实际上也是美国政治的数据库，宏观的、微观的数据库在美国政治领域都能找到，这是基于对本国政治发展理解的迫切需求。　　另外两个我们现在谈的主流学科：一个是国际关系，一个是比较政治，也像杨老师谈的那样，跟美国政治的发展相关。“冷战”实际上推动了国际关系的发展，设定了相关的研究主题，现在的主题除了传统议题外也增加了新的议题，比如安全问题和国政经的问题，现在都是国际关系里特别强调的议题。比较政治也同样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国家利益的驱动，它对新兴的亚非拉国家的研究需求特别大，现在逐渐从区域研究向比较研究转变。杨老师提出了比较政治向比较治理的转变，比较的视野，对于我们去理解比较政治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学科体系里的另外一个新兴学科就是政治学方法论，因为我是做定量研究的，所以对它想稍微强调一点。我发现国内对于政治学方法论的讨论实际上有一点点误区和偏颇的地方。政治学方法论是行为革命的重要遗产，现在强调的传统的那些方法，比如调查、抽样、计量分析，实际上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包括之前谈到的“芝加哥学派”，他们其实创新性地应用了很多这种新的方法。但是在美国的政治学方法论领域里，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强调说定性研究一定跟定量研究不同，很多的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希望能够让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之间有一个统合的逻辑和概念。像金、基欧汉和维巴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国内已经由陈硕老师翻译出版了。从这本书可以看出，金、基欧汉和维巴是如何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框架，从而把不同的研究逻辑糅合在一起的。　　还有“因果推断”，这个是现在特别新的或者特别时髦的，大家都特别愿意去做的事情。核心原因并不在于这个东西很难，而在于如果我们要从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向政策领域或者是制度领域去做推演的时候，前提一定是因果，单纯的相关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现在大量的人在做关于因果推论的问题，当然新兴数据对于这个学科的发展实际上也非常重要，我们已经从以前传统的结构化数据向现在的半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去发展。不管是以前单纯的数字，还是现在的文本、音频、视频，都是我们将来政治学研究要研究的经验对象。包括现在一些新兴的统计学概念的引入，像贝叶斯统计、统计生物学、统计心理学以及计算科学，引入我们的政治学领域，推动了政治学方法论这个小领域的发展。　　我们回头去看，美国政治学在它的学科建设过程中，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对它本身的学科发展进行反思呢？我认为有两个不同领域的反思，**个就是对学科视野的批判和反思，这个反思就包括我之前谈到的他们对于科学本质的争论，像斯特劳斯、冈内尔、萨克森豪斯，他们对于政治学究竟有什么样的科学本质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讨论。包括后来涌现出的像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这一套对于政治学本身研究路径和本质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