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神奈川冲浪外:从传统文化到酷日本

权力的艺术：茶道及其他
茶道为丰臣秀吉获取文化资本提供了平台。平安时代，佛教僧人将茶引入日本，作治病、提神之用。14 世纪至 16 世纪，人们围绕备茶、敬茶和饮茶的习俗发展出一系列规则和一种艺术形式，茶道由此诞生，成为当今日本文化理念与传统美学的重要标志。茶道是一门复合型艺术，集绘画、书法、陶艺、庭园、建筑与其他传统艺术于一体，但并非简单地对必要元素进行堆叠展示。行茶道时，主人需视时节、地点与来客精心挑选所需的每样物件，包括壁龛中的一幅卷轴和花道作品、茶碗、茶罐及香炉等。如此，茶道成为展示个人鉴赏力和文化修养的终极途径，也是新武士精英极欲培养的雅好。
两个世纪中，茶道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起初，茶道遵从着原产地中国的习俗，宾客在椅子上就座，主人向宾客展示尊贵精巧的中国器具。后来，茶道逐渐成为一种肃穆的精神仪式，在一间类似小茅屋的房中进行，使用日本与朝鲜的陶器和器具，其精巧、规则程度不可与雅致的中国器具同日而语。
本地陶器“走红”反映出时人反抗中国艺术大行其道的本土主义思想，亦是商人阶级茶师展现自身审美的机会，不过，并非所有茶道爱好者都偏好本地陶器。后世的日本茶道分裂出两种风格，一派为富贵人家所青睐，富丽豪华，不拘泥于规则；另一派则有着严格的规定，偏好简朴与宁静的田园风格。后一派被称作“侘”或“寂”，蕴含哲学思想，体现了佛教中无常与缺憾的概念。
日本陶器中，未上釉、以木火烧制者出自备前古窑，上棕色铁釉者出自濑户，色调自然、表面覆盖石粒者出自信乐，此几种陶器乃“侘”之美学的代表。
理想状态下，行侘茶的仪式时，应选取一间形似小木屋的茶屋，在茶屋的一间斗室内进行。斗室门极低，宾客需蜷身进入，以掌与膝为足，象征列座众人皆平等。对于与“上等人”一同修行茶道的商人来说，这一点极为重要。人们多将这一茶道风格归于 16 世纪的茶道大师千利休（1522~1591）。千利休生于港口城市堺的一户商人之家，茶道师承武野绍鸥，武野绍鸥通过为武家制造马鞍积累了财富，同样是侘茶的早期提倡者。武野绍鸥有感于鸭长明在市中心打造的“方丈庵”，希望在茶道中体现宁静的田园山屋气质。武野的弟子千利休进一步发展了侘茶的美学概念，他为京都的妙喜庵设计了茶室“待庵”，采用了粗犷的土墙与光裸的雪松木横梁等元素。千利休还在陶工长次郎处定制了不对称的磨砂黑茶碗，专供丰臣秀吉使用，进一步体现出其人对侘茶的品位。丰臣秀吉大喜，赠陶工长次郎之家“乐”字印，后者将此字用作名字，将制陶手艺代代相传，终成陶器世家。如今，“乐烧”仍具有较高的价值，但“乐”字已被广泛用于指代低温烧制的陶器。
千利休在茶圈声名鹊起，被织田信长雇为“茶头”。织田信长将茶道用作政治手段，以此在从事军用物资交易的商人间取得威信。织田信长运用权势向盟友和敌人索要昂贵的茶具名物，有时也将名物奖给势力较大的拥护者或忠诚的家臣。茶道为武士阶级提供了修养来源，亦成为商人阶级与武士统治阶层交往的工具，以及展现个人财富、品位的手段。织田信长执政时期，有财而不行茶道者实乃粗鄙，必定全无修养与审美能力。茶道还实现了几个重要的政治功能：茶师成为大名间的使节，茶会为外交谈判提供了文雅的会面场所，昂贵的茶具成为巩固盟友关系的礼物。
织田信长过世后，千利休成为丰臣秀吉的茶头。丰臣秀吉继承了织田信长的珍奇茶具，对茶道表现出更大的热情。于千利休而言，新任统治者对茶的狂热既是幸运又是不幸。起初，千利休很得丰臣秀吉赏识，成为其心腹，丰臣秀吉的资助又提升了武士阶级与富裕平民对茶道的接纳度。丰臣秀吉曾说：“人不可纵欲，然我偏爱茶道、狩猎，竟难自制。”丰臣秀吉有时偏好宏大奢华的茶道风格，他命人建造了一间可移动茶室，室内的墙壁、架子和茶具俱是“金光闪闪”，有的用了金箔，有的用了金漆。这一风格与千利休简朴的概念相抵触。1587 年，丰臣秀吉命人举办了一场盛况空前的大型茶会，共持续 10 日之久，地点在京都的北野天满宫。他要求全国的茶师与习茶道者悉数出席。共有八百茶师、数万京都人参会，包括朝臣、武士与町人。后来，丰臣秀吉与千利休发生了争执，暴躁的丰臣秀吉便命千利休切腹自尽——传说称，京都大德寺的寺门上方是千利休的木雕，丰臣秀吉不得不从“千利休”之下经过，因此感到受辱。另有说法称丰臣秀吉“眼红”千利休收藏的一只珍贵茶碗，方才起了杀心。茶师千利休的命运也许与时政有关，丰臣秀吉计划攻打朝鲜，位于九州的港口城市博多将成为前线，因此堺将失宠。博多的商人与茶师成为丰臣秀吉的“新宠”，也许曾向金主发表不利于千利休的言论。
日本入侵朝鲜后，许多大名带回了朝鲜的瓷器，更有甚者，将俘虏的朝鲜陶匠一并带回。他们将现有的朝鲜陶器投入市场，又命朝鲜陶匠制造出新陶器，希望借此从茶道交易可观的利益中分一杯羹。朝鲜工匠将烧制细白瓷的窑和其他新技术引入日本，如今受到欧美收藏家青睐的伊万里烧应运而生。伊万里烧釉下彩为钴蓝色，釉上彩为红与金，表面花纹繁复，由花、植物与风景等图案组成。
千利休与丰臣秀吉过世后不久，继任的德川幕府进一步严控等级界限，茶道圈分化愈加严重。以古田织部、小堀远州和片桐石州为代表的茶道大师皆为大名，其追随者仅限于武家统治者的精英成员。平民则大量涌入千利休后人创立的里千家、表千家和武者小路千家等流派。茶道仍是精英武士阶级展现修为的基本手段，也教授町人得体的礼节与举止，在町人间广泛传播开来。
花道是日本的另一经典艺术形式，同样成型于 16 世纪，是一种展现个人品位与文化资本的手段。像现代日本茶道一样，花道常被看作一门女性艺术，然而在 19 世纪前，茶道与花道皆专属精英阶层男性，鲜少对女性开放。平安时代起，日本文学与视觉艺术出现了“赏花”这一主题，作家们盛赞紫藤、鸢尾、菊花、牡丹和其他时令鲜花之美。描绘室内的画作常有大型插花收纳于雅樽之景。朝臣间盛行“花合”游戏，玩家需为极美的鲜花挑选*能展现其美的花樽。
有人称花道根植于 7 世纪向佛教众神供花的传统。据称朝廷贵族、遣隋使小野妹子将隋朝的供花规矩带回了日本。供花不可随意而为，应体现佛教“三身”的思想，中间为一长茎，两侧为稍短的茎。后来，小野妹子成为京都六角堂的住持，六角堂又成为日本花道中*古老、规模*大的池坊流派的大本营。池坊派僧人编写的《仙传抄》共描述了 53 类插花风格，分别适用于离家征战、男子成年与婚礼等各类仪式场景。足利义政将军（1436~1490）是著名的花道赞助人，曾在银阁寺宴请花道人士，封池坊派为“花道家元”。17 世纪，后水尾天皇亦曾大力支持花道活动。正如千利休“灵化”了茶道，池坊派也为花道中花茎的数量和安放位置赋予了佛教意义，还称花道主要服务于宗教目的，并非单纯的装饰艺术，“在摧花之强风中觅得开悟之源，未有一日只知贪欢”。与禅宗的石园相似，花道也将自然之物作为模仿对象，力图打造具有佛教象征意义的景致。常青树的粗茎代表圣山，柳茎或柳藤代表林荫，白花充当瀑布，开花灌木的茎象征山脚。花道多以 7 到 11 根大枝摆出“立花”，复杂而高耸，多见于富贵人家的宅院。
传说中，千利休曾向丰臣秀吉展示其“简单美学”：丰臣秀吉听闻千利休的花园中有一种极为少见的牵牛花，美丽异常，便提出一探究竟。谁知到千利休家中后，只见园中所有藤蔓与鲜花皆被移除，徒留砂石覆地。盛怒的丰臣秀吉被仆人引入茶室，千利休正在茶室等候，且早已将一只朴素无瑕的牵牛花置入壁龛上的一件中国古铜器内。
后来，花道不断发展，高度模式化、结构化的风格与更为迅捷随意的风格并存。能剧及其他时间艺术的进度与节奏均以序、破、急描述（见第四章）；按照正式程度，日本的空间艺术（建筑，庭园，花道，书法）亦可分为三类，通常以本书的三个术语表达，即真、草、行。“真”代表其中*为正式者，特征为缓慢、对称、壮观及受人类控制、被人类塑造；“草”代表其中*不正式者，表现为快速、不对称和随意的态度，一切皆为自然态；“行”则是“真”与“草”的折中。这三种风格多见于书法，真书间距平均，字形堪称完美，草书则松散灵动，字体有大有小，相互冲撞。 新大都会
参觐交代制度与武士俸禄“供养”了大批江户商人及工匠。明治时代早期，随着两者的消失，东京人口急剧下降，1873 年已低于 60 万。不过，东京重建后成为全国工业、商业、娱乐与消费中心，人口再次膨胀，1898 年时已接近 140 万，1908 年则超过 200 万。如同 17 世纪早期的江户时代，19 世纪 90 年代，人们渐渐从农村前往城市的新工厂、造船厂与其他受国家工业政策扶持的产业工作，东京和其他日本城市见证了城市化的快速进程。大阪、名古屋、神户和横滨等城市发挥着对外贸易中心的职能，与国家交通系统相连，因而发展迅速。19 世纪 90 年代至 20 世纪 20 年代，城市人口增加，出现了与之匹配的都市生活模式，发达的交通体系、大众消费导向的企业及现代形式的大众娱乐应运而生。从乡下来到城市的“新鲜人”无法继续像农民那样自给自足，食品、衣服和日用品都要靠买。此外，他们还需花费不多的金钱找找乐子，发泄工厂与办公场所带来的压力与枯燥。大众文化、大众消费与战时的繁荣景象齐头并进。1923 年地震后，东京多处需要重建，又推动了大众文化与大众消费的加速发展。
像其他领先国家一样，日本的现代主义亦以“速、声、光的新技术：汽车、飞机、电话、收音机、转轮印刷机和电影”为特征。这些技术以都市消费者为目标，实现了商品和服务的大规模营销。不过，现代主义品位并未完全取代传统偏好，多数都市人在传统与新潮间自由切换，在老式服装和时装、传统食品和进口珍馐、古老消遣与有声电影间实现了“雨露均沾”。
现代企业与机构簇拥在东京的各个地区。银座巩固了其明治时代早期零售、银行业中心的地位，街边立着百货大楼、时髦的精品店和咖啡馆。人们常在银座的橱窗前流连忘返，甚至创造出了“漫步银座”（Ginbura）一词。新宿和涩谷也是新兴的娱乐、消费中心。作为江户时期的大众娱乐中心，浅草新添了影院、滑稽剧和其他娱乐元素，保持了自身优势。东京的霞关地区是政府所在地，*高法院的红砖大楼、警视厅和多数国家部门均坐落于此。20 世纪 20 年代，**公司与大型企业开始将总部迁往丸之内。
属私人的绿色空间不复存在，政府便开始建设公园。1873 年，东京东北部建起了上野恩赐公园（此地本为佛教寺院，是德川幕府捍卫者背水一战之地），是日本首座公园。上野恩赐公园内有一间动物园和几家艺术、科学博物馆，均坐落于风景如画之地，可供游园者娱乐放松。银座附近的日比谷公园建成于 1903 年，曾是阅兵场地，是东京首座“西式”公园。此地，游园者可观赏东京*古老的树木，得见旧时江户城的护城河。日比谷有大量新颖设施，如为新兴的骑行潮开辟的骑行区、会喷水的巨型“仙鹤”与纪念喷泉、周日及假日提供交响乐演出的现代室外乐台和西餐馆等，引得大批民众前来“尝鲜”。20 世纪 20 年代，日本首批职业棒球队问世，都市出现了职业棒球公园及其他用于观赏、参与体育运动的公共设施。
随着电车、铁路线及地铁网络的发展，新的工作场所、购物区与娱乐场所之间相互连通。明治时代早期，马车一度十分常见，1903 年电车引入日本，马车渐渐淡出历史舞台。服务偏远及郊区地带的私有铁路公司在东京内部打造了大量铁路线，还在郊区的民居地建起房屋，如此，居住者虽需跨越较远距离到市内上班、购物，但可享有更宽敞、更时尚的居住条件。私有铁路线沿着环绕东京中心的山手线设置了地理条件便利的终点站。私有铁路如东京的东急、西武和大阪的阪急、阪神，经营者在终点站开设了大型百货商厦，方便通勤者在归家前选购食物或杂货。日本的首条地铁建成于 1927 年，连通浅草与上野，总长仅 1.6 公里，被誉为“东方**条地下铁路”。此后，此路线几乎每年都会扩充新站段。1940 年，线路已东西延展至横跨整个东京市，连通了浅草与涩谷，东京市民可避开地上交通、快速通勤。对渴望成功的中产阶级而言，在都市觅得称心如意的住房十分困难。国家与地方当局为市民建起改进型供水、污水排放、煤气和电力等现代公共设施，但多数老房仍缺少室内厕所或洗浴设施。工人阶级仍栖身于逼仄的廉租连栋房，没有厨房、厕所或浴室，依靠廉价的小吃摊和公共浴室满足每日所需。“一战”后新建的郊区住房提出了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生活”理念，有供夫妇休息的独立卧室、带地板的厨房及浴室。这种资产阶级的室内空间布局将西方与传统日式风格相融合，兼具时尚和便利性，又遵从了日本人的生活习惯。招待客人的客厅通常配有西式座椅、沙发和桌子，多为重量较轻的竹或藤制成，可放置在小地毯上，不会对下方的榻榻米垫造成损害。客厅装饰有裱框画和枝形吊灯，通常还配有留声机和收音机。室内其他区域则保留了日式特征。夜间，多数住户仍在榻榻米上铺开可折叠收纳的蒲团床垫，白天再将床具收起。玄关仍是必不可少的元素，方便人们在此处脱鞋。用餐时，人们不再各自使用托盘，而是将菜肴放置在矮脚圆餐桌上，家庭成员围坐桌边的拜垫上，不会用到椅子。
百货商厦就是都市人的购物“天堂”。明治时代早期，大型商铺遵从江户时代的传统，只出售纺织品，但逐渐增加了商品种类。江户时代的店铺越后屋更名为“三越”，这间店铺察觉到顾客对西式服装的需求，便引进了一名法国设计师，成立了新的服装部门，开始储备外国商品。20 世纪早期，三越成为创意广告先锋，在火车站张贴真人大小的海报，展示新风尚。三越亦开设了目录销售部门和送货上门服务。1904年，松阪公司（东急的前身）开始出售珠宝、行李箱和食物，还提供摄影等服务。松阪公司在报纸发布广告，宣传一站式购物获取海量商品的便利性。1911年，松阪公司建起 4 层大厦，安装了日本首部厢式电梯。三年后，三越建起了高达 5 层的文艺复兴风格旗舰店，据说是苏伊士运河以东*大的建筑，采取中央供暖，拥有日本首部自动扶梯和大量厢式电梯，还设置了一排排玻璃橱窗。售货员为统一着装的年轻女性，起初穿和服，“一战”后逐渐改穿女式西装，搭配帽子和手套。
在这些大型商厦中，顾客可了解、欣赏并购买*新的本土、进口商品，印刷媒介种类不断扩充，商品的宣传进一步到位。商厦将相当多的面积分配给服饰与配饰商品，亦出售化妆品、钢笔、餐具、家具及风扇、加热器和缝纫机等小型电器。其他楼层出售杂货、成品食物和赠亲友的食品，有精美的进口巧克力与焦糖，也有老式品牌的高级时令茶点。除供应商品以外，商厦也输出文化，内设画廊与大量餐馆，通常位于顶层。顶层甚至兼具娱乐功能，为儿童提供游戏厅、游乐园和迷你动物园等设施。简言之，大型百货商厦能兼顾各类顾客的喜好，对一家老小而言，周日逛一次商厦是值得翘首以盼的事。从前，顾客通常需在商厦门口换上专用拖鞋，1923 年大地震后，商厦将榻榻米地板换成大理石和木头，顾客无须换鞋，可快速进出商场。产自巴黎、美国的“时髦货”或糖果未必*受追捧，传统商品和食物亦在生产、广告方式上有所革新。1907 年成立的电通广告公司承接为新旧产品设计标签、广告和海报等彩色图像的业务，堪称业界先锋。名牌清酒、味噌、米果、泡菜和其他传统食品大受欢迎。和服的式样发生着迅速的变化，低价铭仙绸和丝绵问世，女性可根据不同季节和风格购置大量和服，亦有琳琅满目的披肩、手提包或镶嵌皮毛、金子、宝石的可拆卸衣领可供搭配。百货商厦提供着出色的服务，但人们仍倾向在家附近购置生活用品。同今日一样，那时多数都市社区有自己的供应商，出售蔬菜、豆腐、茶、大米、鱼及其他日常食品。社区还大多设有出售传统草药和现代西药的药房，供应墨水、毛笔、手制纸、钢笔和笔记本的文具店，五金店及瓷器店。多数人的日常消费生活体现传统与现代元素的无缝融合。此外，现代品位固然常受西方风尚影响，多数“洋货”仍被大幅“改造”，以迎合日本人的偏好与需求。
该时期食物的种类不断扩充。明治时代引入的外国食品大多加入了本土食材以迎合本土口味，因此迎来了更多受众。人们认为西餐和中餐荤腥大、油水足，可提供更多营养，还能为餐桌添些新花样，不管家中还是餐馆，异国菜肴的“曝光率”都越来越高。中国面条与日本的传统乌冬面、荞麦面口感、质地不同，起初以“强棒”（日语意为“混合”）的形式在长崎流行开来，由剩菜中的肉、汤和面条混杂而成，价廉而味美。**次中日战争后，逾十万中国人赴日求学、做工，聚居在横滨、神户、札幌和东京部分地区，售卖中餐的廉价餐馆数量大增。一些餐馆改变了饭菜口味，令其更贴近日本人的偏好，又发明了以日本方式烹饪的中国面条，即拉面。主妇们也开始将流行的中、西菜肴端上餐桌，丰富家常菜肴的多样性。20 世纪早期，市面上发行了大量的女性杂志及食谱，以简单易懂的语言指导新手制备菜肴。许多都市人不再遵循早餐吃米饭饮茶的传统，改为食用更易制备的面包和咖啡。
1923 年，东京约有 5000 家西餐馆，多占据着百货商厦的一到两层空间，带来了一系列餐饮风尚。比起日式餐馆，中餐、西餐馆更方便舒适，也无须脱鞋或坐在地板上。此外，传统的日式餐馆多服务男性食客，女性进入时多感不适，为此，百货商厦是女性在外就餐的*佳选择。高端的西餐馆中，餐桌上铺着白色的桌布，顾客在桌边的木椅上就座，食牛排、饮进口红酒。实惠一些的餐馆对西餐进行了改动，通常以白饭搭配头菜，迎合了日本食客的口味。其中，*受欢迎的菜品为猪排、咖喱饭和可乐饼。蛋包饭是一道广受欢迎的“杂糅”菜肴，用蛋皮包裹住米饭，上浇番茄酱。蛋包饭1902 年诞生于银座的“炼瓦亭”餐厅，该餐厅至今仍在营业。上述菜式含肉量不高，多数人都负担得起。
在东京，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也常光顾提供廉价日式快餐的新餐馆。1899 年，吉野家成立于日本桥地区的鱼市，以提供牛丼（酱油调味的炖牛肉盖饭）闻名，很快就开遍了东京和其他城市，更成为全球首家快餐加盟店（美国*早的加盟品牌为 1916 年成立的 A&W，第二家是 1921 年成立的白色城堡）。寿司也广受欢迎，寿司店还推出了自行车送货上门服务。《特里的日本帝国指南》（Terry’s Japanese Empire）是 1914 年出版的一本英语旅游指南，这也许是**本向外国读者介绍寿司的书籍。书中称寿司的做法为“将银鲑鱼用醋调味，与大米一起烹饪”。书中还称，寿司“不招外国人稀罕，却是日本人的心头好”。
另一较有影响力的都市餐饮场所为咖啡馆，*早于 20 世纪 10 年代出现在东京。光顾咖啡馆的多是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时髦的年轻人，他们在此相聚，畅所欲言的同时喝下一杯杯咖啡、红茶、鸡尾酒或“弹珠汽水”（碳酸柠檬汽水）等新式软饮。咖啡馆象征着现代解放精神，但也被视作“堕落”的代表。通俗作家常将咖啡馆用作故事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