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郁达夫

*后一次见到郁风老师是在2005年10月浙江嘉兴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研讨会召开前一周，巴金溘然长逝，但研讨会仍如期举行。郁风先生和苗子先生不辞高龄，相携而至，与海内外学界同仁一起缅怀巴老的道德文章。我是**次听到她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言，条理之清晰，感情之深沉，绝非应景的陈词滥调可比。尤其是她强调巴老虽未留下遗嘱，但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就是巴老*大的遗嘱，这点不能不使我肃然起敬。 我与这两位可爱可亲的老人已睽隔多年，因此接连两天早餐时我都与他们在一起。他们像两个老顽童，机智幽默，谈笑风生，文坛艺苑的秘闻轶事信手拈来。郁风先生有点责怪我：我们很久不见了，你怎么不来北京？苗子先生特意写下电话号码，嘱我到北京一定去他们家聊天。 研讨会闭幕晚宴上，我又与郁风老师和苗子先生同桌。酒过三巡，我点燃了一只通常是女士抽的摩尔烟。邻座大惊小怪起来，又因为全桌仅郁风先生一位女性，竟怂恿我向她敬烟。这“吸烟是有害健康的”，弄得我有点尴尬。郁风先生笑着说，我已多年不抽烟了，但你敬我，我可以破一次例。当她把烟递向嘴边时，又突然停住，向我发问：你知道鲁迅先生是怎样抽烟的吗？我一下子被问住了，不知如何回答。郁风先生就把烟拿在大拇指和食指中间向全桌的人示范，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鲁迅先生不是把烟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他的姿势与众不同，只有烟瘾很重很重的人才会这样抽烟。于是郁风先生娓娓而谈，回忆起1934、1935年间，郁达夫来上海时经常带她去内山书店，经常在内山书店见到鲁迅；还回忆了鲁迅应郁达夫之请，多次赠送他自印的版画集给正在学习美术的郁风，包括1936年出版的八开珂罗版宣纸精印的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郁风先生还清楚地记得版权页上有鲁迅亲自用毛笔所画书编号“37”。我边听边在想，这是多么重要而有趣的文坛掌故啊，一支小小的摩尔烟，竟让郁风老师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太值的了。 两个多月前在香港董桥先生的宴席上巧遇苗子先生，我还以为郁风先生的病情有所稳定而高兴，没想到她这么快就谢世了，我以后再也听不到她爽朗的笑声了。苗子先生说的完全对，郁风先生“*不喜欢别人为她哀伤”，那么，我就忍住悲痛写下这些与郁风老师交往的点点滴滴以为怀念，我将会一直“记住她的风度、爱心、艺术”！ （节选自《说郁达夫》“你知道鲁迅先生是怎样抽烟的吗？——郁风老师琐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