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与古典政制

　　第四节 天下为公　　 　　另一方面，儒学的天下为公也深入人心。体现天下为公的政治制度便是宰相制，尤其是唐宋中书政事堂制。李华《中书政事堂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无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议之。”[i]明确以政事堂制度约束君主。《宋史》卷四〇六《洪咨夔列传》载其上疏曰：“臣历考往古治乱之原，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权不归人主，则廉陛一夷，纲常且不立，奚政之问！政不出中书，则腹心无寄，必转而他属，奚权之揽！此八政驭群臣，所以独归之王，而诏之者必天官冢宰也。”[ii]可谓对君相分权制度的完美阐述。南宋宁宗绕开中书，以内批将朱熹逐出临安，监察御史吴猎上奏，痛陈“事不出于中书，是谓乱政。陛下毋谓天下为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间，为是轻易快意之举！”[iii]　　于是钱穆由秦汉以下政府之构成，讨论中国古代政体之性质，认为中国有一种自适国情之政制，“即所谓公忠不党之民主政治。‘公忠不党’者，乃超派超党、无派无党，或虽有党派而党派活动在整个政制中不占重要地位之一种民主政治，亦即所谓‘全民政治’。”并且，中国古代就是这样一种政制：“若论中国传统政制，虽有一王室，有一*高元首为全国所拥戴，然政府则本由民众组成，自宰相以下，大小百官，本皆来自田间，既非王室宗亲，亦非特殊之贵族或军人阶级。政府既许民众参加，并由民众组织，则政府与民众固已融为一体，政府之意见即为民众之意见，更不必别有一代表民意之监督机关，此之谓‘政民一体’，以政府与民众，理论上早属一体。故知中国传统政治，未尝无民权，而此种民权，则可谓之‘直接民权’，以其直接操行政之权。”[iv]进而，钱穆因汉初帝王将相多出自平民，因而称汉初政府为“平民政府”；又以“汉政府自武帝后，渐渐从宗室、军人、商人之组合，转变成士人参政之新局面”，而称昭宣元成一段之政府为“士人政府”[v]：这两者构成钱氏“全民政治”的具体历史形式。　　徐复观则对钱氏所谓“平民政府”、“士人政府”提出批评。对于“平民政府”，徐复观说道：**，“他认为由平民出身取得政权的，便是平民政府；等于说本是由摆地摊而后来发大财的人，只能算是地摊之家，而不可称为豪富之家，是同样的可笑[……]大陆上幼稚地史学家，以为李自成们起自雇贫农，假定他们取得政权，便会以阶级成分改变政权的本质[……]这实是与钱先生的史学，同一血脉。”第二，“所谓代表一般平民的问题。”一个史学家应了解政治观念必须通过政治机构去实行，“随政治机构的好坏，而自然受到制约[……]秦所建立的一人专制，本是要以自耕农及小手工业者为政权基础的；但专制这套机构本身，因皇帝与人民的地位悬绝太远，要保护也保护不了。何况它必然很快地腐败堕落，并使皇帝自然会骄奢昏暴，小人宦戚自然会得志，成为一切残毒人民的根源。”至于“士人政府”，徐复观反驳：“我们称政府的性质，必须就权力根原之地是由谁来运用而言，这应当是一种常识。通过二十四史一直到现代，都证明凡是站在平民的立场进入到仕途的人，地位愈高，与皇帝愈接近，他命运性的困扰、艰难，必定来自专制的机构与专制的观念。”宣元以后的儒生多受宦官外戚打击，“所以这是专制皇帝下的宦官外戚政府，如何可称为‘士人政府’。钱先生书中也叙述到外戚宦官之祸，但他决不肯指出外戚宦官，是专制下的必然产物。”[vi]　　总结徐氏的观念，可以归结为：政府的性质应由其行为即施政来判断，政府的行为不取决于政府人员的来源，而取决于政府机构本身(的组织方式)。　　张君劢甚且著专书《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对钱穆之论进行全面深入批评。张君劢对钱说之总体评论为：“吾读钱著深有所感者，其书名曰‘传统政治’，意在探讨旧历史之真相，然其衷心所崇拜者，实为现代西方政治。其称宰相为副皇帝者，以西方责任内阁总理为背景者也。其称士人政府为平民政府者，以现代人民参政为背景者也。其所以重六部而抑九卿者，以现代西方内阁中各部为背景者也。钱著名曰‘探讨旧历史之真相’，而实对于旧历史上吾国之长处，为方今西方所无者，从未略举一二项……钱著不举自己之特长，独于西方今日所争所尚者，特造为副皇帝、士人参政之名以阴射之，实则，在名实两方面均不相符合。其所以如此，乃钱先生内心上之自卑感有以致之也。”[vii]至于钱穆“平民政府”之说，张君劢论曰：“钱先生心中想像西方政制中贵族平民对立之状，乃择所谓平民政治之名，以明吾国不容贵族政治之存在。夫去贵族而代以平民，自然为一种进步。然在吾国除至尊之皇室外，其他人一律平等，无所谓平民非平民。如是平民云云，乃仅为自西方政治辞典中所采用之名辞，而无其他贵族平民对立之实质者也。”[viii]“平民政府”必须相对于“贵族政府”才有意义，系指在存在着贵族势力的情形下，将贵族排除出政府，而任用平民。在中国历史上，大概春秋战国之交可算是平民取代贵族进入政府。严耕望详考史籍，认为秦“宗室贵族势力极盛，大庶长尤为其领袖，时操废立之权……成公以前，贵族权重；穆公雄才，外拓国土，内抑贵族而巩政权，是以父子相传，位宁八世，厉公以后，贵族复强，迄乎孝公，亦已八世；无虑皆为贵族所立所废，君权脆弱可知矣。”[ix]商鞅变法之后，军功爵制使得平民大量进入政府，导致“宗室亲贵起与客卿斗争不遗余力，是以孝公既殁，车裂商鞅，穰侯相秦，疾拒游士，及文信失势，贵族更乘机谋议，一切逐客……秦史传统，君主与贵族斗争至烈，雄主以客卿为爪牙以与贵族搏斗，贵族之势既夺，君主之威既隆，则客卿自亦因缘得势耳”[x]。但是由此造就的政府，却并非平民主导的政府，仅是专制君主主导的政府任用平民办事而已。平民没有政治背景，只能仰赖君主的威势，哪怕身居高位，也可为君主随时去除。张君劢云：“以云士人在各朝参加政局者，其*大难题，莫过于与专制君主之相处，乃至与帝王有关系人物之相处……越王勾践之于大夫文种，秦惠文之于商鞅，人臣之生死，皆决于君主一时之喜怒而又显然矣。及秦始皇统一天下，有吕不韦徙蜀自杀。汉高祖威加海内，杀黥布、彭越、韩信诸叛将，固不足怪，乃至发纵指示之功臣如萧何者，亦复投之狱中。其他创业之主如唐太宗者，平日固倚李勣为长城，于其临死之前，乃遗诏太子曰：‘如勣不受命，当杀之。’宋太祖惩五代诸臣之廉耻道丧，乃立不杀士大夫之戒，可谓得为君之体。至于明太祖之杀功臣，较诸前代尤惨酷矣。”[xi]　　《汉书》卷八《宣帝纪》，宣帝系由平民登立为帝。但在登基之前，“入未央宫，见皇太后，封为阳武侯”，师古曰：“先封侯者，不欲立庶人为天子也。”[xii]可见汉政府并不以“平民政府”自居，甚且忌讳以庶人为天子。　　《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张让传：“（灵）帝本侯家，宿贫，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为私藏，复寄小黄门常侍钱各数千万。常云：‘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xiii]早年的贫穷并不必然导致关心民生疾苦，反而极有可能导致极端的贪婪。灵帝已是帝王之尊尚且如此，又何怪乎贪腐横行。正是基于此，我们反思钱穆所谓“全民政治”，平民进入政府是否必然保障政府关心平民？徐复观的反驳显然极有道理，“陈世美现象”就是*好的证明。一个人为了自己向上爬可以抛妻弃子，又怎能指望如此之人为民请命呢！　　至于“士人政府”，张君劢指出：“所谓士人，指读书人或士大夫言之，政治托之于读书人，自为一种长处。然历代以来，不读书不识字之人，占全国人十之八九，此十之八九即为不得预闻政治之人。彼西方国家中识字者，居十之八九，尽行使钱先生所谓间接民主而以为不足取法，我中国十分之一之人民，得因考试入官，而钱先生择美名以名之，曰直接民权。不知其所称许者，乃士大夫之做官权而已，何民权可言哉！”[xiv]再进而言之，士人经由科举进入政府便可称为“士人政府”吗？张君劢认为：“吾国由考试中选拔之文官所造成者，为官僚政治。其人职在奉令承教，自己无所主张，在法规之内，习于舞文弄法，上下其手，以便自己升迁，或且奉迎长官之意，蹂躏百姓……如是文官制，可以视同人民参政乎？可以代替民意机关乎？盖不待辨而自明矣。”[xv]再从政府行政来看：“吾欲问钱先生者，所谓士人政府之政策之预备，事先有何调查，有何报告书乎？政策之决定，既由君主裁可，而何以立朝者各有主张乎？究竟谁有权赞成，谁有权反对，其准绳安在？如此一国三公我谁适从之局中，何制度可言乎？何种传统可为后人遵守者乎？”[xvi]　　第五节 家国一体　　 　　天下为公的伦理承载，则是同居共爨的平民家族，正是这国家机器之下的民间自治，使普通民众得以养成道德承担，憧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修养，在科举制下培育出“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阶层。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谏襄王述周公封建，有云：“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xvii]至少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以宗族拱卫国家的观念。此后这一观念一直贯穿整个中国历史。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始皇一统六国称帝之后，“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xviii]可见虽然天下大势已由封建变为郡县，但是“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周的观念仍然牢不可破，且并非仅仅是几个不识时务的儒生的谬见，而是秦朝多数大臣的共识。　　唐代中期均田制崩溃之后，国家再也无力授田。“中国古代社会的君民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格局，不是贵族政治，不是门阀政治，也不是国家直接控制编户齐民。唐末五代，由流民武装建立的政权不能直接掌握土地，也就不能直接控制地方社会。而作为经济上的主体力量，富民、土豪阶层又不能获得政权，或者将自己的经济力量上升为政治力量，于是出现了叶适所谓的‘民与君为二’的格局。也可以讲，这是国家与乡村社会分离的格局，或者说政治体系与经济体系分离的格局。”[xix]宋儒往往将唐之亡归因于世族消亡，因此救弊之法就是重建宗族。张载《经学理窟·宗法》曰：“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或问，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xx]正是基于这一观念，宋儒*终构造出了有别于六朝世族的平民宗族。在户等上，有田者为主户，无田者为客户，均为编户齐民，身份相等。基于契约的佃农对于地主不再具有人身依附关系，避免了地主的贵族化。因此宋以后的家族囿于一隅之土，纵使族人获致高官，也仅仅是以个体身份入仕，其家族绝不可能成为国家政治力量。成为宋以后县以下乡村治理的基础。　　当近代国家危亡之际，孙中山于1924年演讲三民主义，于民族主义一节，强调：“我们想要恢复民族的精神，要有两个条件：**个条件是要我们知道现在处于极危险的地位；第二个条件是我们既然知道了处于很危险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象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族团体。结成了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民族是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所以，能知与合群，便是恢复民族主义的方法。”至于合群之法：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本是一片散沙，本没有民族团体。但是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此外中国人的家乡观念也是很深的。若是拿这两种好观念做基础，很可以把全国的人都联络起来。中国人照此做去，恢复民族主义比较外国人是容易得多。因为外国人是以个人为单位，再由个人放大便是国家，在个人和国家的中间，再没有很坚固很普遍的的中间社会。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xxi]。　　 　　[i] [唐]李华：《中书政事堂记》，载[清]董诰主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册，第3202—3203页。　　[ii] [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265页。　　[iii] 引自[南宋]魏了翁：《辅文阁直学士赠通议大夫吴公行状》，载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11册，第51页。　　[iv] 钱穆：《政学私言》上卷《中国传统政治与五权宪法》，载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40册，第4、6—7页。　　[v] 钱穆：《国史大纲》，上卷，载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7册，第143、166页。　　[vi] 徐复观：《良知的迷惘——钱穆先生的史学》，载徐复观：《徐复观杂文——记所思》，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107—109页。　　[vii] 张君劢：《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6年版，第163页。　　[viii] 张君劢：《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页。　　[ix] 严耕望：《论秦客卿执政之背景》，载严耕望：《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上册，第3—6页。　　[x] 严耕望：《论秦客卿执政之背景》，载严耕望：《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上册，第3页。　　[xi] 张君劢：《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6年版，第96页。　　[xii] [东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册，第238、239页。　　[xiii]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册，第2536页。　　[xiv] 张君劢：《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页。　　[xv] 张君劢：《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6年版，第93页。　　[xvi] 张君劢：《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6年版，第110页。　　[xvii] 《左传》，[西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氏传注疏》，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年版，第6册，第255页。　　[xviii] [西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修订版，第1册，第303页。　　[xix] 吴铮强：《科举理学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6页。　　[xx] [北宋]张载：《经学理窟》，载[北宋]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59页。　　[xxi] 孙中山：《三民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三版，第九卷，第242、2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