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大系丛书石上风华:徐州新见汉代画像石拓片选

灵异·祥瑞 汉画中的吉祥画像又称祥瑞图，是汉代“天人感应”、谶纬思想影响下的艺术表现。吉祥往往以一种物象的形式表现出来，表达了人们向往平安、如意的社会心态和美好愿望。
祥瑞题材的出现与汉朝推行的儒家思想有很大关系。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又引入了道家及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理论。他宣称帝王受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汉代人认为，祥瑞是代表“上天垂象”的某些自然现象。与祥瑞相反的是“灾异”，上天以祥瑞或灾异来训诫人间的帝王，如帝王施行仁政、德政，天下就会太平、风调雨顺，进而出现祥瑞，反之就会出现灾变。在画像石上刻画的祥瑞图案，一方面为了给统治者歌功颂德、粉饰社会的太平，具有不可言喻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当时人们向往幸福与安定的社会心态。
在谶纬思想和儒家思想的共同影响下，汉画像艺术在形式上借助于图示和符号来表达审美理想，用自然和虚拟的动植物来传递祥瑞观念，体现了汉代人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和意志品质。祥瑞观念深入人心，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珍禽瑞兽一直是使用范围广泛、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主题，其中包含了若干不同的种类，并在汉画像石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四神
“四神”所指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古文献中，“四灵”一词也常与“四神”混同使用，《礼记·礼运》将“四灵”定义为麟、凤、龟、龙。有人将“四神”和“四灵”合二为一，称为“五灵”，即麟、凤、龟、龙、白虎。四灵虽有总称，但在画像石中很少组合于一个画面。常见者多是龙凤在一起，或麟凤在一起，更多的是独立的“四神”，包括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动物。
“四神”*早的来源应该是原始社会的图腾，古人在图腾崇拜的基础上，将其与天文结合起来，把二十八宿按照东、南、西、北的方位划分而成的四大星区，用四神命名，每一神灵代表七个星宿。在《史记》《汉书》中将这四个星区称为“四官”或者“四宫”。从战国时代开始，人们为了解释四方，定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四个方位分别由四灵所掌管。《尚书正义·尧典》曰：“东方成龙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鸟形，北方成龟形，皆西首而东尾。” 我们在汉画像石上经常可以看到四神的形象，足以表现出汉人对四神的崇拜。四神不但代表了天上的星宿，还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神圣的内涵。
神熊
在汉代画像石中，熊的形象很多。熊与古代的“方相氏”有关，也与汉代人的思想相联系。熊和罴，一般认为是两种凶猛的动物，常用来比喻勇武和力量。“方相氏”为专司驱疫辟邪之神。《周礼·夏官·方相氏》云：“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郑玄注：“蒙，冒也。冒熊皮者以惊驱疫疠之鬼，如今魌头也。时难，四时作方相氏，以难却凶恶也。”
因此，熊在画像石中或与人搏斗，或作为力量的象征，托举着物体，有时也与神话中的祥禽瑞兽在一起，成为驱鬼辟邪的神兽。
罴系熊的一种，俗称“人熊”，毛有黄有赤。古人对“熊罴”连称，以为是生男子的征兆。《诗·小雅·斯干》：“吉梦维何，维熊维罴。……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所以后来人们称生男叫“熊梦”，或“熊罴入梦”，是吉祥之兆。由于熊有冬眠的习性，古人将这种行为认为是起死回生的现象，认为熊是神灵。因此，熊又多了一层长生不死的美好寓意。
鱼
鱼在汉画像中也是具有丰富象征意义和神话意义的常见动物之一。自远古时代开始，鱼与人类的生活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鱼作为一种食物可以充饥饱腹，而作为一种符号，更是承载了很多象征寓意。鱼可表征兆和升仙；可象征富贵吉祥，多子多孙；可隐喻爱情传达思念；亦可与其他动物组合传达其他寓意。鱼与鸟一起寓意阴阳结合、生殖崇拜，鱼鸟互化更上升到远古神话及图腾崇拜的神秘境界。鱼纹作为一种符号，其美好寓意在中国传统艺术中也是必不可少的。
鸟啄鱼
汉画像中流行一种鱼鸟组合的图像母题，其中尤其是以“鸟啄鱼”图像*为普遍。其图像形式多样，变化丰富。“鸟啄鱼”图像的文化内涵，首先表达了图腾崇拜的观念，象征了不同的氏族集团及其社会关系。其次，鱼还能表达丰稔、繁多的意义，“鸟啄鱼”相当于捕获希望与财富，具有祈福、祈丰的色彩。再次，“鸟啄鱼”图像还表现阴阳交合，特别是族外婚制的引入，赋予了它生殖崇拜的文化内涵。同时，生殖观念的扩展，男女地位的变化，使得阴阳对转，“和”生万物。“和”成为社会发展与繁荣的重要因素。
“鸟啄鱼”图像还常常和祖先神祇相映衬，表现了祖先崇拜的功能。该图像与铺首衔环组合起来，表现了鱼鸟互化，突破了生死边界，反映出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蕴。这种观念对汉代习俗有着相当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