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汉译名著本11》：　　伽利略再次被招到罗马在宗教法庭受审，由于法庭感到自己受了愚弄，因此气氛比1616年那次更为严酷。起初，他提出自己病得很重，经不起从佛罗伦萨到罗马这段路途的折腾；于是教皇威胁要派他自己的医生去检查这个罪犯，如果检查证明他的病情并非十分危急，就要给他系上镣铐带走。这迫使伽利略没等他的敌人派来的医使作出判断，就启程了，因为当时乌尔班八世已是他的死敌。他一到罗马就被投进宗教法庭的监狱，并且受到威吓；如果不肯放弃信仰，他的敌人就要施加严刑。宗教法庭在“召唤了耶稣基督及其无上光荣的圣母马利亚的*神圣的名字”之后，宣布：“假如你当着我们的面真心实意地抛弃、咒骂、憎恨上述错误和异端”，那么就能免受那些对待异端的刑罚。不过，尽管悔过认错，“我们还得判你刑，把你关在这个宗教法庭的正式监狱里，直到我们愿意放你的时候为止；而且我们命令你三年内每星期背诵一次七苦行诗篇，以此作为有益的赎罪形式。”　　这种相当宽大的判决是以抛弃信仰为条件的。因此，伽利略当众跪着朗读由宗教法庭起草的冗长的信仰表白书，其中他读道：“我抛弃、咒骂、憎恨上述的错误和异端……我发誓，以后无论在口头还是书面上，决不再说或者主张会引起人们对我有同样怀疑的一切。”接下去他允诺，以后他要是发现任何信奉邪说之徒还坚持地动说的话，就要向宗教法庭告发；他手按福音书宣誓，他自己已经抛弃这个学说。宗教法庭通过迫使这位当时*伟大的人物犯伪证罪，而维护了宗教和道德的利益；它对此感到满意，因此便准许伽利略过着隐居和默默无闻的生活，以了余生，虽然，他的确没有坐牢，但一切行动都受到限制，而且不许会见亲属和朋友。1637年他双目失明，1642年去世——正是牛顿诞生的那年。　　教会在所有它所能控制的学术和教育机构里，禁止把哥白尼体系当作正确的东西来讲授。直到1835年为止，宣讲地球运动的著作一直被列为禁书。1829年华沙举行托瓦森的哥白尼塑像揭幕典礼，当时许许多多群众集会向这位天文学家表示敬意，但是几乎没有一个天主教神甫出场。整整两百年内，对这一在那段时期里几乎始终为一切有能力的天文学家所接受的理论，天主教会采取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日渐放松的反对态度。　　我们不应当认为，开始时新教神学家对这些新理论的态度比天主教徒有什么较好的地方。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他们的反对并不是那么有力。在新教国家里，不存在像宗教法庭那么强大的机构来以正统观念强加于人；此外，教派的繁多也使有效的迫害难以进行，而由于宗教战争使得他们期求结成“统一战线”，情况就更为如此了。笛卡儿听说伽利略于1616年被判罪，大为惊恐。他逃到荷兰，在那里，尽管神学家们吵吵嚷嚷地要求惩罚他，但是荷兰政府坚持它的宗教宽容原则。尤其重要的是，新教教会并不受自称教义一贯正确的那种主张的羁束。虽然人们是照字面来理解圣经的，但对它们的解释则由各人自行判断，这就很容易找到把令人为难的经句解释过去的方法。新教是作为对教会统治的一种反抗而兴起的，它到处扩大世俗当局的势力以压低牧师。毫无疑问，要是牧师们有权力的话，他们就会利用来制止哥白尼学说的传播。迟至1873年，美国路德教神学师范学院的一个前任校长还在圣路易斯发表一本天文学著作，其中解释说，真理应当在圣经里，而不应当在天文学家的著作里去寻找，因此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以及他们的继承者的学说应当摈弃。但这类为时已晚的非难仅仅是可怜的哀鸣罢了。尽管哥白尼体系并不完善，但它是科学知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而且非常重要的阶段，这一点今天已为人们普遍接受了。　　神学家们在对伽利略取得了灾难性的“胜利”之后，虽然感到为了谨慎起见，应该回避这次做法中的那种官方明确性，但他们还是凭着他们的全部胆量继续用蒙昧主义对付科学。这一点可以用他们对彗星问题的态度来证实，在现代人看来这个问题与宗教并没有十分密切的联系。然而，正因为中世纪神学是一种想使自己成为固定不变的单一逻辑体系，它就不可避免要对几乎所有的事物提出明确的见解，因此很容易卷入对所有尖端科学的论战。由于神学的古老性，它的许多内容只不过是编造出来的、无知的东西，这就使得在开明时代本来不应保存下来的错误带有一种神圣的色彩。说到彗星，教士们的见解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他们所讲的规律的支配作用与我们想象的不同；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地球大气层以外的一切应当是不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