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

导　论 这部著作有三个关键词：20世纪70年代、英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我们先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起。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这个概念至少有两种含义。首先是指经典马克思主义（classical Marxism）意义上的伦理学或正统马克思主义（orthodox Marxism）意义上的伦理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这个概念中是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符合马克思意愿和马克思主义本质的伦理学。但问题是：何谓经典？谁是正统？历史上不乏公认的或自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乏名副其实或名不副实的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作出判定？实事求是地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有一点似乎确定无疑：马克思本人应当是*经典、*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代言人。所以，如果我们坚持“回到马克思”，或许就能了解“真正的马克思”，了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不知是否也是受这个思路影响，在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中，虽然英美学者都在使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这个概念，但绝大多数考察的只是马克思的伦理学。这意味着，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和理论往往不在“分析”之列，甚至包括恩格斯。很显然，没有人会因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名号这么做，因此，“回到马克思”，或许只是为了尽可能地让马克思自己说话。但是，只限于考察马克思本人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而忽视马克思后继者的贡献是有失公允的。特别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区分开来，无视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上的贡献是极不妥当的。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有些许的不同，但并不像一些学者理解的那样，可以从他们的细小差异中看出天壤之别。 另一种含义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虽然叫马克思主义，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的立场在伦理学一边，而非马克思主义一边。正如一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佩弗（R. G. Peffer）向读者介绍完自己根据马克思思想资源构造的社会正义理论之后扪心自问：“这种更可取的主张所持有的立场是否可以被合法地界定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呢？”他的回答是：“毕竟，*终的重要性是立场或理论自身的正确性，而不是它们的血统。”因此，当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这个意义上被使用时，并不一定指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伦理学，而是指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伦理学。所以，西方规范伦理学就会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基础。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大多数学者重建的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会是功利主义、道义论或美德伦理学，为什么一些西方伦理学问题也会成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问题。总的看来，有相当一部分英美学者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概念的。不过，尽管他们重建的理论和方法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从根本性质上说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推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面向生活实践、干预现实生活来说，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而这一点，正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欠缺的地方。 严格地说，只能在**种意义上使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概念。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性质，特别是否认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劳动价值理论）、辩证法这些明显是构成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要素，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一种新型的伦理学理论。它以历史的社会理论为根基，提供了一种理解人类伦理道德现象的全新视角。西方规范伦理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部分解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但作为一套独立的制定道德原则、证成道德判断的标准化方式，是无法穷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另一方面，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应当吸取西方规范伦理学的合理成分，密切关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生长状况，不能一味地满足于宏观层面大而化之的泛泛而谈，也不能仅仅停留在传统的道德哲学领域裹足不前。在这一点上，布坎南（Allen E. Buchanan）的告诫值得认真反思：“那些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限制在道德问题上的哲学家，如果忽视正在快速演进的理性选择与制度分析理论的发展，那将是危险的。这样做就等于忽视了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的洞见，即任何值得思考的道德观念必定不是乌托邦式的。” 20世纪70年代、英美这两个关键词需要放在一起说明。20世纪70年代前后，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地域开始迁移，从早先的欧陆（主要是西欧）地区转向英美地区，后者逐渐占据了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导地位，其影响延续至今。早在1983年，英国新左派代表人物佩里·安德森就已指出：“在过去10年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理位置已经从根本上转移了。今天，学术成果的重心似乎落在说英语的国家，而不是像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情形那样，分别落在说德语或拉丁语民族的欧洲。”1由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引领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正是从这里开始的。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道德哲学教授艾伦·伍德（Allen W. Wood）发表了《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一文，掀起了一场“马克思与正义”的政治哲学争论，带动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英语世界的研究热潮。布坎南曾在一篇评论性文章中说道：“自从伍德那篇具有开创性的论文《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在1972年发表以来，大量关涉马克思哲学的著述惊人地涌现出来。如今，马克思的学说在英语国家政治哲学的普遍复兴中占据着显著的地位。”2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研究马克思的伦理学，重建马克思的道德理论，越来越成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作重点。这项工作持续了30多年，至今仍在进行之中。历史地看，由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引领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可以说是西方学界系统探索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次尝试，相比前期的研究成果，显得更为深入、全面、专业。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段历史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后续研究无法绕过的学术记忆。 除了20世纪70年代、英美作为历史背景的涵义之外，还有两点需要交代：其一，20世纪70年代这个划界只是一种带有历史象征意义的标示。这意味着，一些接近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学术人物和理论作品也在本书的考察范围之内，例如卡门卡（Eugene Kamenka）和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基础》（1962）。其二，英美在文中并非只局限于政治国家意义上的“英美”涵义。确切地说，它是指“英语世界”或“说英语国家、地区”。例如，《加拿大哲学杂志》的出版地并非政治国家意义上“英美”地区，但在这个杂志上，曾有过几次重大的争论，刊载过许多重要文章，是研究这段历史绕不开的一本重要的学术刊物。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他们的国籍地、供职地、学术活动地总有变化发生，因此，一旦对英美这个关键词进行窄化处理，有一些重要人物就有被筛掉的可能。基于这些考虑，笔者对“英美”作了比较宽泛的理解。 这本书的任务主要有两个：其一，尽可能全面、客观地综述研究文献，内容涉及代表流派、代表思潮、代表人物、代表著述、代表观点。英国新左派成员、《新左派评论》杂志编辑委员会成员杰拉斯（Norman Geras）曾作过相关的研究综述。在《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的争论》（1985）与《把马克思带入正义：补遗与反驳》（1992）的两篇文章中，杰拉斯搜集了大量的争论材料，详尽地综述了各方的观点和立场。不过，杰拉斯的综述材料针对的只是“马克思正义观”研究，并未涉及其他方面。此外，杰拉斯综述的材料显得有些零碎、散乱、不系统，所以，那些对事件背景缺乏了解的人，阅读起来可能会有点费力。相比之下，佩弗在《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Marxism， Morality and Social Justice）（1990）一书中对材料的处理就很全面、完善。这部著作用了近1/2的篇幅综述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观点，基本涵盖了截至20世纪9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大部分内容，是一部有助于系统全面地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状况和研究史的力作。与杰拉斯的综述偏重盎格鲁—撒克逊地区不同，佩弗的综述偏重北美地区，两者一结合，正好可以形成互补。不过杰拉斯和佩弗的综述文献都是20多年前的产物了，有必要结合许多新的材料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一个更长历史时期的综述。 其二，在综述材料的基础上，批判地分析和考察英美学者们提出的各种观点和理论。这是一项比较复杂且难度较大的工作。如果说，文献综述的难点主要在于如何组织安排材料，那么分析与评论的难点就在于作者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个整体，各种子理论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所以，马克思主义整体的理论结构是比较复杂的。这意味着，作者不但要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弄清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马克思主义整体及各部分的关系，这样才能做到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的“具体的总体”认识。接下来，笔者将从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出发，引申地谈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