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国民经济管理学系列教材国民经济管理学概论(第3版)/刘瑞/21世纪国民经济管理学系列教材

一、国民经济管理的对象一个国家的经济是由不同层面、不同环节和不同要素的内容有机构成的。这种复杂的内容可以简化为几个方面：首先，国民经济按照再生产环节划分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市场经济下的经济活动依照再生产环节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但在各个环节上具有相对的阶段稳定性。生产领域是厂商内部的领地，效率是该环节的核心。但是效率能否带来效益，不仅取决于自身竞争实力，也取决于厂商外部的交换领域。交换是从生产通向分配及消费的必要途径，是市场经济中的“惊险一跳”。市场经济中几乎所有矛盾都在交换领域中呈现出来，并反馈给生产领域，进而延续到分配和消费领域。分配领域是生产和交换领域的折射，生产及交换关系决定了分配关系，分配关系进一步强化了生产与交换关系，并进一步决定了消费。因此分配是市场经济的中枢神经。消费领域既是再生产的终点，又是再生产新一轮循环的起点。这样，市场经济始终处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循环运动中，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脱落，都会给国民经济运行造成伤害。应当承认，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逐步形成了对这个循环系统的自我维护功能机制，但是这个自我维护功能机制所需要的条件比较多且比较严格，需要外部系统的支持。国民经济管理实际上就是这种外部支持系统，就是对这种循环系统的全程监控，目的是防止和纠正脱环现象。其次，国民经济按照空间范围的大小划分为微观经济、中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其中，微观经济一般是指单独的个人、家庭、农户和厂商等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这些活动也被称作经济个量。宏观经济一般是指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活动，如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总投资、总消费、总进出口等。宏观经济并不是单独的经济个量的简单相加，而是这些经济个量按照一定的形式有机组合而形成的经济总量。中观经济一般是指介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的产业（行业或部门）和区域的经济活动。这种划分具有相对性，是在宏观和微观经济范围层次区分前提之下所做的进一步细分。从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上讲，国民经济包含了这三个不同范围层次的经济活动的全部内容。因此，在论及国民经济问题时避而不谈经济个量显然是不合理的。不过，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经济职能侧重在保持市场环境的改善和主要经济关系的平衡等方面，因此宏观经济和中观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对象。只在个别情况下，某些微观经济领域才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对象。在不严格定义的情况下，对宏观和中观范围的活动所做的国民经济管理也被称为宏观调控，对微观领域的活动所做的国民经济管理被称为微观规制。*后，国民经济按照资源要素划分为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本资源和技术资源等。自然资源又叫作资源禀赋，是完全客观化、自在化的要素。资源禀赋较好的国家比起资源禀赋较差的国家，拥有长远的国家竞争优势潜力。但是潜力要发挥出来，必须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良好组合。这种组合的核心就是人力资源、资本资源与技术资源的整合。一定数量受过良好专业素质训练的劳动力，采用恰当的组织形式和适当的技术手段去推动规模巨大的资本，一般能获得明显的自然资源利用效果。但是，当国家资源日益稀缺时，如何管理好国民经济资源，如何在资源开发和消耗的平衡条件下获得国民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便成为现代国民经济管理的一项重大使命和任务。由管理学的知识可知，任何一项管理行动都是由管理主体、管理对象或客体、管理手段和管理目的构成的。在市场经济中，国民经济管理主体是政府，国民经济管理的对象是国民经济，而国民经济按照逻辑划分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国民经济管理的手段是一切能够用于实现管理目的的措施和方法，国民经济管理的目的是保持国民经济各个层面、环节和要素的协调，或者说保持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因而，所谓国民经济管理，就是指政府为了达到一定的预期目的，对国民经济进行全局性的规划、组织、调控、监督等的行动总和。二、国民经济管理的前提任何一项国民经济管理行动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国民经济管理的环境条件制约着行动本身。这种情况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因而，不能回避对国民经济管理前提的讨论。以中国的国民经济管理行动而言，约束其国民经济管理行动的基本前提有以下几点：（一）政治法律前提首先，国民经济管理受到政治制度的前提约束。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政治前提，是共产党领导，其他民主党派参政与合作，实行人民代表大会代议制。我国曾经在第二部宪法（1975年）和第三部宪法（1978年）的第二条中直接写明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第四部宪法（1982年）虽然取消了原来的第二条，但是在总纲部分仍然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一般说，执政党的作用居于中心地位，这是社会主义政府经济管理模式的基本前提。它决定了政府经济管理模式的终极决策、管理路线、管理组织方式、管理人员的委派等等一系列程序和做法。如果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保持正确性，就能保证国民经济管理路线及方针的长期稳定，就能为国民经济提供持续、稳定、高速增长的政治环境。其次，国民经济管理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由于国家管理职能分工细化，其国家组织机关被分成了若干部分。与国家的立法机构（各国的议会或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的护法机构（各国的法院或检察组织）相对应，政府作为国家的执法组织机构，根据宪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按照一定的程序组建，并执行宪法赋予的各种职权，接受宪法及有关法律的监督和保护。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家的*高行政机关是国务院。从此往下，地方权力机关是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地方行政机关是地方政府。作为国民经济管理主体的政府要服从国家法律，要受到宪法的根本制约。（二）物质前提与经济基础作为国民经济管理主体的政府，是建立在一定物质前提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其国民经济管理行为受制于物质前提与经济基础两个基本方面即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影响。就社会生产力而言，国民经济管理行为受到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及其发展阶段的影响；就社会生产关系而言，国民经济管理行为受到生产资料所有形式的制约。目前中国物质经济基础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于发展中国家，因而生产力尚未达到十分高的水平，生产关系也就不可能实现一种全社会的统一。国民经济管理行动本身被多元性、阶段性和区域性等物质经济基础所限制。从世界范围观察，有两点比较明显：**，受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影响，国民经济管理行为总的趋势是强化。在人类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时期，由于生产的分工与技术联系比较单纯，生产者的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处于较为狭隘的天地，因而依赖于生产者、经营者与消费者的自我联系，社会的再生产活动就能进行下去。相对简单化的社会再生产依靠内部的活动主体就能够顺利地运转下去。但是，自20世纪以来，由于数次技术革命，生产力的发展一再突破原来的极限，社会再生产朝着信息化和全球化方向发展，因此国民经济管理行动越来越频繁。第二，但是受社会生产力发达程度的影响，国民经济管理行动呈现阶段性和重心转移。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阶段，国民经济管理行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在市场经济发达阶段，由于市场机制对经济活动自发调节能力增强，国民经济管理行动的意义就有所降低。此时，国民经济管理的重心从以直接性控制为主向以间接性控制为主转移，从以经济内容管理为主向以社会内容管理为主转移。中国目前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尚处于由低向高的发展过程中，市场机制不成熟，因而国民经济管理行动仍然有强化的趋势。但是由于过去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行政干预和人治的传统突出，这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利。因此，需要在减少人治因素和行政干预方面进行大胆的改革。改革不是要弱化国民经济管理，而是改进和完善国民经济管理。同时，在改进和完善中国国民经济管理的过程中，不是要削弱公有制基础，而是要以维护公有经济主体地位和促进多种经济成分发展为己任。（三）传统文化前提传统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经过长期积累而遗留给后人的那些精神财富。由于是祖辈世世代代留下来的东西，因此具有深厚的基础和广泛的影响力。影响所及，自然连国民经济管理行为也概莫能外。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氛围中，社会、国家、集体等利益至上的整体主义，一直优先于个人利益至上的个体主义。个人的利益不允许超越于社会、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之上。国民经济管理行为首先依据的是社会、国家及集体的利益。在民众心目中，政府管理天然地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老百姓并不普遍持有像西方市场经济中的有事不靠政府而靠自己的个人主义观念，企业也同样不习惯于像西方市场经济中的有事不找市长而找市场的观念。文化遗产越多，对迈向现代化的国家而言也同时意味着历史包袱的沉重。中华传统文化中既有不利于市场经济基因滋生的传统，如重农抑商、重义轻利等，但同时也有促进市场经济基因滋生的传统，如讲诚信、天人合一、道家学说中的无为而治理念等。对于当代的中国国民经济管理来说，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合理的扬弃显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但是无论如何，一个民族多少年沉淀下来的那些文化遗产是不会轻易消失的，更不用说像中华民族这样拥有人类*古老文化之一的民族。中国的市场经济始终是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市场经济，因而中国的国民经济管理也将是渗透着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国民经济管理。三、国民经济管理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认为，任何经济过程都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进行的。社会再生产既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又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因此，对社会生产过程的管理也就存在着二重属性：一方面是与生产力相联系的管理的自然属性，另一方面是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管理的社会属性。国民经济管理的二重性，从自然属性看，它体现着合理组织社会化大生产对经济管理的客观要求，其作用在于优化配置社会经济资源，保证国民经济高效、协调和有序运行。显然，这种意义上的经济管理直接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为不同社会制度所共有，故人们又称之为管理的一般功能。所谓国民经济管理的社会属性，是指国民经济管理必须体现作为管理主体的国家意志，维护现存的财产关系，*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利益。这种意义上的经济管理服从并服务于特定的生产关系，因社会制度性质不同而不同，故被称作管理的特殊功能。在国民经济管理的实践中，这两种功能并非各自分离，而是相互结合、共同作用于管理过程的始终。认识和掌握管理的二重性原理，对于搞好现实的国民经济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不同国家的政府履行经济职能、进行国民经济管理的经验具有可借鉴性和可继承性。当代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并以市场经济的运行为宏观背景。因而，就管理的自然属性而言，不同国家在管理国民经济的具体方式、方法和手段上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是管理市场经济的先行者，在国民经济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初是在否定市场经济的理念下建立并管理计划经济的，具有管理计划经济的丰富经验，但是严重缺乏管理市场经济的经验。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比起计划经济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具有更高的效率，可以持续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为了少走弯路，尽快提高市场经济条件下驾驭国民经济的技能和水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有必要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一切反映现代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管理方法，特别是要注意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成功经验，并将其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为我所用。其次，在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管理先进经验的同时，还应清醒地看到，由于管理的社会属性的存在，任何管理经验和理论，都包含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的沉积。所以，学习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管理经验，必须要有批判、有鉴别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即使对已被国外实践证明的成功做法，也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过来，而要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加以改造和消化。*后，经济管理的二重性，反映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产关系的相应调整，国民经济管理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也必须改进和提高。除了具有自然和社会二重属性之外，国民经济管理还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所谓国民经济管理的科学性，主要是指管理不能随心所欲，它必须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经过反复验证和总结提高，已逐步形成了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管理理论和知识体系，从而为国民经济管理提供了符合规律的理论指导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论。而管理的艺术性则主要是指在国民经济管理的实践中会经常面临新的形势，需要处理新的问题，仅凭停留在书本上的管理知识或靠背诵原理和公式来进行管理是根本不能奏效的。只有充分发挥管理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地制宜地灵活运用管理理论，并将其与具体的管理活动相结合，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国民经济管理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是管理科学与管理艺术的有机结合体。在系统掌握有关管理理论的基础上，能动地将其应用于管理实践，是国民经济管理取得成功的一项重要保证。四、国民经济管理的基本任务国民经济管理千头万绪，需要整理出清晰的管理脉络。根据世界各国的实践，国民经济管理集中在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管理任务上。进一步说，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特征，国民经济管理分成经济总量控制、经济结构调整和若干社会经济重大问题的处理。（一）国民经济管理短期任务：调控总量经济总量问题是关系到国民经济整体性、全局性的问题，国民经济管理短期任务主要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以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和均衡增长。所谓经济总量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全部经济活动总成果的数量。经济理论的发展已经为实施总量控制提供了很多有力的概念工具，如经济增长率、就业率或失业率、价格总水平、储蓄总额、投资总额、税收总额、财政收入总额、财政支出总额、货币供给量和货币需求量、进出口总额和外汇储备总额等等。这些指标是通过一个严格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产生出来的，即国民经济账户体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SNA）。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和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斯通为这种核算体系的创立提供了理论基础，60年代该体系开始在西方国家广泛使用。后经反复改进，目前采用的是21世纪*新版本的SNA。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SNA，与以前计划经济时代沿用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平行使用。到1995年*终废止MPS，正式采用SNA。*集中、*概括地反映经济活动总成果的经济指标是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市场经济运行中客观上存在着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各国政府已经积累起较为丰富的总量控制经验。这种经验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就形成了所谓需求管理路线或学派与供给管理路线或学派。一般而言，依照凯恩斯主义理论形成的经济政策属于需求管理学派，依照新古典主义理论形成的经济政策属于供给管理学派。后者认为供给会自动地创造出需求，因此经济政策的重点不在需求而在供给，前者的观点与之相对。但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上，二者的差距并不大。根据一般管理经验，经济总量调控的内容可分为总量供给管理、总量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比较起来，需求管理侧重解决市场供求矛盾中需求方面的问题，其着眼点是通过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调节政策等手段，调节市场总需求进而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等经济目标。需求管理在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为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所采用，其具体做法就是根据经济的波动情况实行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期熨平经济周期，实现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相对来说，供给管理侧重解决市场供求矛盾的供给方面问题，其着眼点是通过实施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中长期经济政策如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等，调节供给能力进而增加社会总产出、提高产出率、降低成本。因此，供给管理的内容应包括：根据中长期经济发展的目标和需要，确定合理的国民消费和积累的比率；制定产业政策，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大力推进技术改造与创新，把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和谐统一起来，做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管理实践历来十分重视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综合平衡思想是体现于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实践中的具有创造性的思想。从根本上说，需求管理或供给管理*终都要在供求平衡管理的思路下统一起来。供求平衡管理是一种高度综合的管理形式，其具体内容是实现“四大平衡”及其相互之间的综合平衡，即保持财政收支状况的基本平衡，实现信贷收支状况的基本平衡，通过调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实现外汇收支的平衡，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物资供求平衡，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实现财政收支、信贷、外汇和物资相互之间的平衡。（二）国民经济管理中期任务：调整优化结构国民经济中的经济结构与经济总量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经济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内部各个相关因素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及其数量对比关系，一般包括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区域结构、企业结构等西方产业组织理论或产业经济学把产业结构与企业结构视为同一。但是在中国国民经济管理实践中，产业结构与企业结构分别指向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问题，二者有很大区分。当然，企业群是形成产业的基础。。只有通过对这些结构的调整，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有效供给的增加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才能得到保证，也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和快速增长。对经济总量的控制与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在国民经济管理工作中具有内在的辩证统一性。首先，经济总量与经济结构是国民经济的两个侧面，也是正反面。总量表现国民经济的数量规模，结构表现国民经济的质量特性。只抓总量平衡不重视结构优化，会片面突出数量控制、外延扩张、粗放经营。反过来，只重视结构优化不抓总量平衡，会片面突出重点、忽视一般、非均衡性增长。只有两者都予以重视，两手抓两手硬，国民经济才能保持健康增长。其次，经济总量与经济结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形成良性互动格局。一方面，优化经济结构的主要途径是对供给结构进行调节，因而供给管理在结构优化中起着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供给结构的调整离不开需求结构的引导，因而需求管理在结构优化中起着拉动作用。光有总量的平衡而无结构的优化，这种国民经济运行质量是不高的，基础是不稳固的；只有实现结构优化下的总量平衡，这种国民经济运行质量才是高的，基础才是稳固的。（三）国民经济管理长期任务：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容非常丰富，包含了总量增加和结构完善，涉及社会各个领域。国民经济管理的长期任务就是要推动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从长期看，我国的国民经济管理必须在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上，促进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在推动国民经济由多元结构转向一元结构的过程中，促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在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技术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基础上，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在全面提升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目标引导下，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之间、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的协调发展；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促进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以上这些任务只有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够实现，也只有从长期角度才能判断出任务实现得好与不好，因而也是国民经济长期管理义不容辞的任务。由于社会经济涉及方方面面，所以在推动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过程中，要把解决好阶段性重大问题作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保证国民经济发展具有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为持久的增长潜力。为此，首先需要确定一个合理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通过战略对国民经济长期发展进行理性引导；其次要着力解决在一定时期困扰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重大问题，从根本上消除阻碍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阻力或隐患。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后，经济管理体制僵硬、国有企业活力不够、能源与交通形成发展瓶颈、人口过多、贫困问题、教育落后等成为困扰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由于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中国经济实现了20年持续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速度高达9%以上。进入21世纪后的一段时间，诸如内需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地区之间不平衡加剧、官员腐败、市民的“就学贵、就医贵、住房贵”、农民的“就业难、就学难、就医难”以及“三农”（农民、农业、农村）问题等开始成为困扰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重大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我们才能获得更加持续和稳定的发展。由于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需要以持续、稳定、协调的经济增长为基础和前提，而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增长又必须以良好的人文、社会和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