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政治制度史

　　《元代政治制度史》：元仁宗时，权臣铁木迭儿秉政，“怙势贪虐，凶秽滋甚”。监察系统官员屡次弹劾，但铁木迭儿得到答己太后的支持，“终不能明正其罪”。仁宗死，英宗即位，铁木迭儿立即进行报复，以皇太后的名义，将反对他的御史台负责人杨朵儿只处死，赵世延下狱。不久，又通过其子锁南班（时任御史台治书侍御史）对英宗进行挑拨，杀死谏造佛寺的御史二人，流放二人。监察官员被处死，这是以前没有过的事，对于监察系统的工作无疑是沉重的打击。顺帝时期，权臣与监察官员冲突屡次发生。后至元元年（1335），中书平章政事彻里帖木儿提议停止科举，监察御史吕思诚等30人上书弹劾，“章上，留中不下”，吕思诚辞职。至正七、八年（1347-1348），监察官员多次弹劾中书右丞相别儿怯不花，顺帝不为所动，反将御吏大夫外调，以致引起御史台官员集体辞职，行台和各廉访司“弹章交至”，*后以别儿怯不花免职了事。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军起义，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奉命出征，大败而归，因为其兄脱脱任右丞相掌握大权，因此仍任原职。“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十二人劾其丧师辱国之罪，脱脱怒，乃迁西行台御史大夫朵儿直班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而御史皆除各府添设判官，由是人皆莫敢言事。”以上列举的，只是一些比较突出的例子，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监察工作的职责必然导致和权臣（他们无例外地都存在贪污受贿、任用私人、违法乱纪等问题）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作为*高统治者的皇帝，或则明显偏袒权臣，或者表面上采取调和的态度，坚决支持监察工作的情况是不多的。更有甚者，像忽必烈那样，原来对权臣压制打击监察工作熟视无睹，事后却要追究监察官员的责任。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皇帝要求监察官员勇敢地承担责任，保证予以支持；另一方面，在许多具体场合，皇帝真正支持的却是监察工作的对立面。这种监察工作运转过程中呈现的矛盾，实际是封建政治制度内在矛盾所决定的。封建政治制度本质上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皇帝依赖权臣进行统治，对于权臣的不法行为，只要不危及根本利益，往往采取默许或纵容的态度。不仅朝廷中当政的权臣如此，就是其他官员，也有种种关系网，不是可以轻易打倒的。就在监察工作运转比较正常的成宗朝，发生过这样一起事件。元贞初年，“行台御史及浙西宪司，劾江浙行省平章不法者十七事”，经查证属实；“平章乃言御史违制取会防镇军数，成宗命省、台大臣杂议，咸日：‘平章勋臣之后，所犯者轻，事宜宥；御史取会兵数，法当死。’”元朝制度，军籍只有枢密院一二大臣和行省官员中的蒙古人才能过问，加上这个罪名可以处死刑，而实际上这是御史“因兵卒争想，责其帅如籍均役”，与诬陷的罪名相去甚远。尽管有人从中极力辩白，结果是“平章、御史各杖遣之”。检举的监察官员与被检举者受了同样的处分。元朝监察名臣张养浩说：“中外之官，莫难于风宪，莫危于风宪。曷谓难？人所趋者不敢趋，人所乐者不敢乐，人所私者不敢私，所谓蛲蛲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非难而何？曷谓危？入焉与天子争是非，出焉与大臣辨可否，至于发人之好，贬人之爵，夺人之官，甚则罪人于死地，一或不察，反以为辜则终身无所于诉，非危而何！”在危且难面前，许多监察官员很自然地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其次，监察系统是封建官僚机构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腐化的趋势。贪污舞弊，结党营私，种种违法乱纪现象，同样是屡见不鲜的。尽管元朝政府对监察官员在廉洁方面提出了特别的要求，对监察官员的贪污枉法规定了比一般官吏更为严厉的处罚，但是并不能改变这些现象愈演愈烈的状况。监察官员贪污之例如，文宗至顺时，燕南道廉访使卜咱儿，前为闽海廉访使，受赃计钞2.2万余锭、金500余两、银3000余两、男女生口22人及它宝货无算。御史中丞和尚，“坐受妇人为赂”。到了顺帝时，更加严重，“自秦王伯颜专政，台宪官皆谐价而得，往往至数千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