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中国

　　《哲学与中国（2018年 秋季卷 总第6辑）》：　　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在主权问题上做文章。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副标题的确是：主权学说四论。*后但并非*不重要的问题是：主权学说，为什么要冠以“政治的神学”之名？　　征诸文本，我们几乎可以说，即便抛弃了这一描述，似乎也并不会太大影响到施米特的实体性论证。这一标题似乎要么只是暗中关涉到对于几个反对革命的国家哲学家的纪念，他们被误解为德国（政治）浪漫派，“由于他们保守，反动，并把中世纪的状况理想化”①；要么只是体现为对于自由主义法治国代表人物凯尔森的反讽，“像凯尔森这样知名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家能够把民主看作相对化和非人格化的科学主义的表现。这种观点与政治神学和形而上学在19世纪的发展是一致的”②。而后者不过是重申，虽然凯尔森为建立神学和法理学之间的联系做出了贡献，却运用了错误的自然科学认识论。“他把国家等同于法律秩序，在此基础上则是把自然的合规律性（Naturgesetzlichkeit）等同于规范的规律性的形而上学。这种思维方式是自然科学的特点。它建立在否定任何‘随意性’的基础上，并试图在人类精神领域清除一切特例。”③　　细究起来，施米特其实是在认识论上完成一场战争。他似乎是认为，“政治的神学”可以与形而上学相提并论，却与自然科学相互对立。两者的关键性差别在于：是否具备精神领域的“随意性”，“特例”，或者我们可以再一次说，非常状态。诚然如是，施米特之前所谓“现代国家理论中的所有重要概念都是世俗化了神学概念”，在神圣和世俗之间，就也有在形而上学领域划分敌我的性质。　　的确，凯尔森也曾将上帝与国家相提并论，但只是为了采用相反方面的方法——即涂尔干意义上社会心理学，而并非神学或者形而上学，以便得出相反方面的结论——即国家和上帝一样，都是在认识论上，将社会情感人身化和实体化的结果。国家主权在“无谬误性”与其“非法性”之间的矛盾，因此，“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一切假借知识另立权力的名目都该结束了，上帝不过是对上帝的崇拜的欲望，而国家只是法律的幻象。纯粹法的国家的理论是“关于国家的无国家的理论”，所有国家都是法治国。这是由世俗化认识得出的世俗化结果。　　明显是具有论辩的性质，施米特将自己所采用的方法命名为“概念社会学”。它颇类似于某种形式的“理念论”或者“现象学”，主张只有在概念当中才同时包含了精神性和实体性的东西，也只有形而上学才能反映*基础性的概念结构，以及由概念所表达的社会结构。“形而上学乃是一个时代*透彻、*清晰的表达。”①在这一意义上，神学和法学之间才具有可类比性。　　由此，卢梭在18世纪才发挥了关键性的转折作用：他一方面依然把上帝的观念转用在主权上；另一方面他则通过公意的概念，将民族变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却排除了个体主权者的决断。不过，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社会心理学，可以将国家变成为了无所不在的“隐身人”和关键时候的“解围之神”，却消除不了国家本身。　　当然，神学和形而上学也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亦即以上帝决断的名义，完全排斥任何法律。这就是政治浪漫派。　　事实上，政治浪漫派也许还要无拘无束些，它具有不可归类的性质：它也可能站到保守神学的反面，热情地赞美革命，虽然对传统的回归，要求一个以基督教一天主教为基础的等级制君主国，毕竟是其重要的修辞。他们倒是拒绝与自由主义为伍，并不主张私人权利，而热切主张对于国家的“灵魂、同情和感情”，但他们就是讨厌法律规范，认为那是机械的和狭隘的陈规陋律，而国家本应该是一个艺术品，他们始终要求一个超越对立之上的第三者——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