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的力量

　　《话语的力量：20世纪法国哲学论丛》：　　现象学中的语言学转向不像分析哲学或者结构主义中那样直接和明显。哈贝马斯在其《后形而上学思想》中谈到“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范式转换”时，认为“胡塞尔的意义理论和形式语义学之间也建立起了联系”。①这表明现象学关于语言的理论在胡塞尔那里有其源头。德里达的《声音与现象》的副标题是“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符号问题导论”，似乎表明了与哈贝马斯同样的意思。的确，从胡塞尔的《逻辑研究》《观念Ⅰ》《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及《论几何学的起源》中可以找到许多对后来的语言理论提供启迪的观点和看法。尽管如此，胡塞尔显然没有建立起一种语言现象学。根据德里达的分析，胡塞尔“大概从头到尾都推迟了对于语言一般的本质的明确思考”，更准确地说，他“在理性的范围内对语言感兴趣”，他“从逻辑出发界定逻各斯”，他“以传统的方式从逻辑性出发界定语言的本质”，把其关注的焦点放在了语言的“逻辑先验性”方面，放在了“纯粹逻辑语法”方面。②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基本上也还停留在前语言哲学阶段，语言只是此在在世的整体结构的一个环节，不管是他本人，还是伽达默尔等人，从中开辟出比较系统的语言理论当属后来的事情。萨特在其《存在与虚无》中，只是在涉及与他人的具体关系时才提到语言，语言问题在其哲学构架中更不具有实质地位。现象学范围内对于语言问题的自觉而系统的哲学思考应该始于梅洛一庞蒂。　　就法国现象学传统而言，利科无疑*为关注语言哲学，我们知道他以文本解释学著称。我们不妨借助他来引出梅洛一庞蒂的语言现象学。利科的哲学实际上有一个演进过程，*初探讨的是意志问题，随后探讨有限或者恶的问题，*后进入严格意义上的解释学阶段。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关于意志和有限的哲学都属于实存现象学范围，但是，它们与语言的关系截然不同：意志哲学的探讨“并没有提出任何特别的语言问题，因为直接语言被认为是有效的”，关于恶或有限的哲学思考则不得不与语言打交道，因为“我们只能用诸如疏远、犯错误、负担和束缚等隐喻谈论罪恶”。①也就是说，面对间接语言，有了引入解释学的必要。尽管如此，他还是表示，“这*初并不是一种语言哲学，而是一种意志哲学。”②这是利科在1961年发表《堕落的人与恶的象征》时面对的情形，事实上也是探讨其他实存经验的现象学同行的情形：“我附带地注意到现象学在那个时候已经通过它的行动哲学着手解决那些现在处于语言分析哲学前沿的问题。但是，它既然是现象学，那它就是实存现象学，其根本的结构包含的是承认肉身化、本己的身体这一中心难题。无论如何，不管在*初的尝试中现象学与实存主义的关系如何，这种哲学探讨并没有提出任何特别的语言问题，因为直接语言被认为是有效的。”③　　我们由此可以推出，在利科眼里，直至1961年之前，语言问题都没有成为现象学传统的主要问题。此言大致不差，因为伽达默尔是在1960年发表其《真理与方法》的，与利科的说法没有太大的出入。利科在意志哲学的框架内引入语言问题，这与海德格尔在实存论一存在论框架内引入语言问题也并无二致。这同时也表明，他当时还没有注意到海德格尔哲学的转向和新的进展。利科本人只是在结构主义强势已成的情况下才“被迫”把自己的兴趣从*初的意志问题转向了语言问题本身，把象征解释学发展为文本解释学。我们无意探讨利科本人的语言学立场和观点，我们只是希望勾勒梅洛一庞蒂有关语言问题之思考的背景。我们从利科的上述表白中可以间接地看到有关梅洛一庞蒂的证据，看出两条重要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