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崩裂:细说五代十国史

开场白：透视五代的社会 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于1789年发表《人口论》，并指出人口的增加率总是大于物质的增加率，前者为等比级数，后者为等差级数。这条可怕的定律被引用到历史学范畴，用来说明中外各个朝代始终是乱多于治，即承平的时代永远无法与动乱的时代在时间上拉平。由此足以证实，原来承平时代的人口呈等比级数急剧递增，一旦达到饱和点后，为了争夺充饥的口粮，草莽英雄率领饥民、饥兵起而掠夺。“等比级数”递增而来的人口，在一批完全失去理智的人物“大开杀戒”下，成千上万地被抹掉；随着人口减少、时间流逝，历史慢慢地又把等差级数的砝码摆平，于是乎，天下步入太平。
这种偏颇的理论，原是不能成立的。然而回溯古今中外遭受急剧动乱的历史，有时候一些事实却反为此张目。兹以我国来证，我国历史上承平的时代寥寥可数——西周的成王、康王年间，西汉的文帝、景帝年间，东汉的明帝、章帝年间，南朝的宋元嘉年间、齐的永明年间，大唐的贞观、开元盛世，宋朝的太宗至仁宗之世，明朝的成祖至仁宗、宣宗之世，清朝的康、雍、乾盛世等，除此之外，中国古代历史尽是动荡不定、阢陧难安，杀人如麻、积尸如山，人命不如蝼蚁的混乱时代。
安史之乱后，治平的盛况转眼成为陈迹，潜伏于大时代内的那些腐化的群体纷纷自行出笼。正统的中央朝廷宛如一座临时搭成的“草台戏”，旅进旅出，尔虞我诈，你争我夺，我起你倒，粉墨登场的统统是杀红了眼的强盗，经籍义理可以不讲，五伦可以不谈，六亲可以不认，什么三纲五常、四维八德，全部扔到茅坑里去!人人所认识的是金钱、名位、酒色，以及能满足一己生理需求或使心里惬意的物质享受，五代十国，如是而已!
朱温（汉人）、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三者全系沙陀族）、郭威（汉人）算是这台戏上挑大梁的主角。
总之，五代十国开国开府、称孤道寡的角色大抵称得上“英雄本色”，而其下一代，撇开李嗣源、钱元瓘、高从诲等寥寥数人，其余的尽是大瘪三、太保、流氓、盗匪、阿猫阿狗之类的货色，为求了解五代十国的人物概况及其行状，我在此举例说明，他们是如何在社会制度解体后，尽情地暴露其原形：
一、暴兵拥主，讨价还价。罗马帝国时代的皇帝多先由部队拥立，而后由元老院追认，五代也然。李嗣源、李从珂、石敬瑭、刘知远、郭威等姑且不必谈，即使那些骄兵悍卒，无不天天在动脑筋，准备按级推升。邺都之变时，李嗣源奉李存勖之命前往讨乱，从马直军士张破败申诉一遍大道理后，即向李嗣源提出条件：“请主上（李存勖）在河南做皇帝，你在河北做天子!我们绝对无条件拥护你。”
二、皇帝是个啥玩意儿呢？借用成德节度使安重荣的话，“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这话直截了当，怪不得人人都想要试一试，人人都想过过瘾。
三、官比贼凶。在五代十国走马灯式的大混乱里，每一个战胜者入城后并不是急于出榜安民，相反总是“纵兵大掠”，大肆洗劫掳掠，当后汉隐帝刘承祐差人去杀郭威和邺都监军使王峻时，王峻立即向其部下开出“支票”：“俟克京城，听旬日剽掠。”众皆踊跃，而一些胆子较大的市井无赖遂趁机而起，或做向导，或彼此合作，掳人妇女、杀人越货，几乎成为一项通行的“不成文法”。这没有别的理由可解释，上级有意鼓励他们这样干，算是变相“赏功酬劳”的一种手法，但无辜的人民却宛如煎熬于水深火热的地狱中，无时无地不准备着受劫受难。
四、“黑吃黑”。成德节度使董温琪以其聚敛搜刮来的民脂民膏，积成千千万万的家当，“老董”被契丹俘虏后，其管家秘琼把他全家宰掉后，实行“黑吃黑”。天雄节度使范延光想叛变，苦无本钱，也“黑吃黑”起来，乃令手下兵士化装成土匪杀了“临时富翁”秘琼，夺其“黑吃黑”的财产。后来，杨光远又动起“老范”的脑筋。董温琪贪墨得来的一笔污血钱，害死了多少人，害得人人露出了比野兽还凶的原形。
五、坏人出头。一些莫名奇妙的人物、鸡鸣狗盗之辈或是贩夫走卒，均风云际会、趁时而起，像李彦韬这类货色，原不过是替人扦扦脚、捶捶背的混堂瘪三，但一经石敬瑭喜爱，他便发迹了，而且红得发紫，居然可以参加“升黜将相”的会议，并且有绝对决定权，他总是如此对人说：“我不晓得朝廷设立‘文官’，能派上啥用场？待我慢慢地把他们一个个地撵出去！”其他如淮南的吕用之、福建的盛韬，莫不是这路货色，吕用之尚且搞到建衙开府，中央朝廷封他为岭南东道节度使。这类节度使是个啥玩意儿？其嘴脸不难想象。
六、枭獍食母。社会上，不时有逆子殴母，逆子杀父的怪闻，这些固然是有违道德律的行为，但总有起因可细加追究，断不是其来无由的。五代的社会可不然，官拜河阳行军司马的李彦殉，自做官那天起，从未向其父母供奉一文钱。后来，李彦殉因参加范延光的“独立运动”，被杨光远所讨。杨利用其老母来“阵前喊话”，孰料李彦殉看到自己的母亲后，拔出箭来就向她射去，李将军是“神箭手”，这一箭不偏不倚正中心脏，他的老母亲在城下抽搐了一阵子之后，只好到阎罗王那里去“按铃申诉”了！这是一个大将蓄意要其老母在他面前倒下去，与时下的逆子杀父杀母完全不同！后来事情平息后，石敬瑭还升他做坊州刺史，这是一种什么社会呀！
七、养子风气炽盛。安史之乱后，藩镇跋扈。一向喜爱并重视武将的大唐有了“养子制度”，杨行密、徐知诰、李嗣源、李从珂等皆是如此。与此同时，为了表示宠爱番将，大唐还实行“赐姓主义”。沙陀人朱邪赤心由僖宗赐名为李国昌，黄巢摩下叛将朱温被赐名朱全忠。“养子制度”搞得家庭内结党立派、争权夺位，真假骨肉互相残杀。赐姓改名，把族谱搞得乱七八槽，完全进入了“四五花洞时代”a，使得爱讲究国姓、郡姓、侨姓、吴姓的“保粹家们”及抱台脚的朋友痛哭流涕。
八、民众的痛苦。在承平无事的时期，人民往往得在“常赋之外”，听凭官府“加敛数倍”地压榨搜刮（参考董昌的特别进贡运输队）。在战争发生时，民众无外乎以下几种结局。
（一）被掠从军、为奴。壮丁多被拉夫、从军，黄巢复入淮河时，专行拉夫，以充实其部队。除此之外，还有王建掠人民为奴隶的“淘虏运动”。
（二）守城。吕用之被毕师铎围困于扬州时，大索城中壮丁，不管朝士或书生，都用白刃驱缚登城，叫他们分立于墙堞上，自早晨至日暮，不准休息。吕用之又害怕他们与城外暗通消息，所以常常变换站岗地点，家人要去送饭食，都无法晓得人到哪里去了！陈敬瑄守成都时，下令一户一丁，白天则掘壕作堑、采竹木，运土石；夜则登城巡逻，永无休息。
（三）刺字。刘仁恭救沧州，屡战屡败，乃下令境内：“男子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都要自备武器粮食到行营报到，如军发之后，仍有一人在闾里的，用刑，决不赦免。”什么刑呢？“文面”，有的刺成“定霸都”；有的“文臂”“文腕”，刺成“一心事主”。
（四）“洗城”。黄巢二度杀入长安后，忿愤于民众协助官军，乃纵兵屠杀，血流成川，叫做“洗城”。邺都之变时，李绍荣往讨失利，以快速文件向皇帝报告，李存勖大怒：“收城之日，勿遗噍类！”由此可见，个个都是“洗城”能手。
（五）沉重的负担。李从珂到达洛阳后，令有司赶快搜刮民财，却只搜刮出六万缗。皇帝怒了，将民众统统抓来关在大狱，昼夜督责，囚系满狱，贫苦的人无法缴纳，多自动上吊或跳河自尽。而战胜的士兵遨游市肆，得意洋洋皆有骄色，市人咒骂：“你们为王力战，立功不易，却使我们鞭胸杖背、抽筋剥骨，拿出钱来犒赏你们，你们还洋洋自得，你们是人吗？你们的良心长在哪里？”
（六）女子被强取。强取民间女子教歌教舞的，所在都有。就以后唐庄宗李存勖来说吧，伶人景进为其采择民间女子，远至太原幽镇，以充后宫，总共不下三千人，无论她们出身如何，统统载在牛车后面，累累盈路，嘤嘤啜泣，怨气冲天！
总而言之，在那个封建制度完全解纽，所有的糜烂腐化均告“出清存货”的大时代，不少人在外表上乍看起来衣冠楚楚，满有点儿人样，其实大半是畜生，尤其是那些在上位、握大权，可以决人生死、予人荣辱的大角色。相反，那些胼手胝足的耕耘者、蚩蚩的生产者，倒保持其原有的“工匠模样与精神”，半点儿也不走样，并充分地发挥出人性深处的优良品格。
这是一个“光明与黑暗、公忠与奸佞、黑与白、是与非、人与兽、贪墨与廉洁，正义与邪恶”争斗的时代，也即欧阳修说的“天地闭，贤人隐”的时代，凡能保存其精灵秀气而不堕人性、品德的，大抵是升华；凡为物质利欲熏心、麻痹、腐蚀的莫不沉论！五代的历史虽然短暂，仅有五十三年（公元907—960年），但已有足够触目惊心、可歌可泣的资料，供我们鉴戒！
闲话已毕，“草台戏”开锣，且看英雄们（狗熊也跟着）上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