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八大总”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五十年代“八大总”》：　　父亲的生平／杨伟成　　一、家庭出身及幼年　　（1891-1900年）　　父亲1891年6月1日出生于上海，虽说祖上在上海青浦有一些土地和祠堂，但家人早已在城里居住了。没听父亲提过他的祖父（可能是已去世），但他对祖母是十分不满的。他祖母有两个儿子，长子婚后生育3子1女，父亲就是长房的幼子。在这个封建家庭里，这个长子被认为是不孝的，因为他当时（1860年前后）在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下，不仅信了基督教，选择了牧师作为职业，还娶了一位与西方传教士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黄氏家庭的女儿为妻。这位黄氏的大姐黄素娥嫁给基督教圣公会派来上海的传教士卜舫济先生，卜肪济在教会学校圣约翰书院任职，后来担任校长。黄氏的弟弟曾是当年赴美留学生的监督，黄氏的一个妹妹是位留美归国的妇产科医生，当年在上海行医，很有名。由这些社会关系可以推论黄氏家庭的观念非常开放与前卫。父亲封建的祖母对长子和长媳不满，进而对长房的孙子和孙女都毫无爱心。　　在我父亲3岁时他父亲因病去世（可能是肺结核），他母亲带着4个孩子在老家的境况可想而知。6年后她也去世，所以父亲在9岁时已经成为无爹娘的孤儿。　　父亲的长兄外出自谋生路，父亲和二哥则被他的祖母送到圣约翰书院住校，交给父亲的大姨妈照管，轻易不让回家。父亲的衣裤鞋袜由祖母负责出钱购买，但除非被提醒衣裤实在短了、鞋袜实在破了，祖母不会主动关心。父亲的祖母在家里宠爱的是次子，也就是父亲的叔父。这位叔父平生从未工作过，在他母亲的宠爱下既不用功读书，又没有什么志向，全然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他娶过两个老婆，但都没有生育。他对老婆很厉害，经常无故地用烟斗狠敲其额头，以致多年后父亲的婶娘不堪虐待从老家逃走（后面还会详叙）。这位叔父没有子嗣，对父亲这个幼侄还算喜欢。据我父亲后来描述，叔父曾给过他特殊待遇，就是让他同桌吃过螃蟹，这是他婶娘都不能享受的。　　二、求学时代　　（1900-1916年）　　父亲从9岁起开始住校，一直到1909年18岁从圣约翰大学毕业，9年中生活十分艰苦。经常是衣裤小了破了、鞋袜小了破了，经大姨夫大姨妈发现并给祖母带信后，祖母才给父亲购买或定做。*令他难忘的一件事是他见同学穿上皮鞋了，既结实又漂亮，回家时便央求祖母给他订做一双（那时还很少有现成的皮鞋出售），祖母居然同意了此事，但不知是鞋匠做得太慢，还是他长得太快，皮鞋穿上不久便已经顶脚了，祖母不同意另做新鞋，他不得已只得名副其实地“穿小鞋”，苦不堪言，以致造成了双足脚趾变形的后果。长期以来，他都耻于在亲朋面前露出脚趾。这段亲身经历使他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祖母的无情与虐待。他眼看祖母和叔父过着丰衣足食甚至是骄奢的生活，却对自己和兄姐半管不管，任其自生自灭，眼不见为净。他日渐懂事，恨在心中，发誓长大后不认这祖孙关系，也不进老家祠堂祭祖。日后他自己当上父亲时，在为儿子起名时也完全排除了家谱里的排行字，足以证明他早已彻底和封建家庭划清了界线。　　1909年他以全年级**名的成绩从圣约翰大学英文系毕业，同学们起哄要他请客。他无奈在回家后告诉了祖母，她听时板起面孔一声不吭，次日早上在桌上放了4块大洋。父亲拿了这4块大洋，但请那么多同学着实不够。好在同学们都知道他在家的处境，大家凑钱为他开了庆功会。　　在教会学校和亲属的影响下，父亲渴望出国留学，主攻工程学科。为筹措路费，他到圣约翰大学高中部当了两年教师。由于先天的体质瘦弱和后天的营养不良，他患上了肺结核。那时没药可治，他便坚持晒太阳和吃鱼肝油滋补身体，幸而疾病没有加重。到1911年他的留学愿望实现了，但手里的钱还是很少。他从亲戚处（特别是七姨）借了钱，并申请了清华学堂津贴，教堂的教友们也向他集体捐助或出借了一些，他终于勉强凑够了船票钱和部分学费、生活费，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主修土木工程学科。他和另两位中国同学黄锡恩与潘文辉共同居住在一户美国人家中，房东太太很喜欢这三位中国年轻人，待他们很好。这户美国人和我父亲的友谊一直持续了50多年，直至房东太太以及她的女儿去世。　　父亲在美国求学期间生活比较拮据，学费、生活费的主要来源是从七姨处借贷。有时汇款没按时到达，就会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有一次皮鞋的鞋底破了一个洞，他买不起新鞋，便每天剪一块硬纸板垫入鞋内暂时维持，等待汇款到达。他除用功学习专业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担任该校中国留学生会分会主席并参加校园内美国学生社团的活动。1914-1915年间担任中国留学生会中西部分会主席。他说多亏上天保佑，终于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取得工程学士和硕士学位，以优异成绩获得荣誉钥匙。接着，在美国实习一年多之后，于1917年回国。　　他回到国内后很快便有了工作和收入。他做的**件事就是将所有债务还清，其中主要是还他七姨，还有其他当年资助他出国的亲戚与教友们。当他得知其祖母去世后有一份分给他的遗产时，他拒绝领取并拒绝去祠堂祭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