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公共行政

　　《哲学与公共行政》：　　事实上，在20世纪实施的反乌托邦已经导致了对*基本人权的各种屠杀和惨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乌托邦思想的尖锐批判才得以确立。对该批判的著名论述有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71）、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1991）和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63）等，他们都在乌托邦的先祖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看到了极权主义的萌芽，使理想国成为所有批评乌托邦思想的终极目标，认为它是激发了世俗地狱的罪魁祸首，如纳粹死亡集中营、红色高棉杀戮场、苏联古拉格集中营等。　　可以说主要是由于这一原因——乌托邦思想导致人间地狱的悲剧证据——乌托邦思想才被迫靠边站，并被“渐进式”思维所取代，这是一种以“实践证明有效”为基础的思维，在当今国际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莫尔原来所设想的乌托邦呢？它是否会被指控为后来反乌托邦思维的源头？莫尔的著作引发了广泛的辩论，我对这个话题的探讨不过是出于一种同情心，所强调的是原始莫尔乌托邦的方方面面，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在他的书中已经表明了对先发制人的反乌托邦的抗体和补救措施。其他人和更多的专家作家可能会反对这种对乌托邦思想的同情观点，因为它源自莫尔的乌托邦；毫无疑问，莫尔的乌托邦充满了讽刺意味，而贯穿全书的喜剧元素清楚地指向其离经叛道的本质，对当时，也就是16世纪早期英国法律和实践提出了批判。这似乎是一个普遍的推动力（《哲学与公共行政》的**部分完全致力于对英国当时的经济和政治安排进行严厉的批评，在两个虚构人物开始讨论乌托邦岛上的安排之前，书中就对英国的这些安排进行了审查、考察和严厉批评）。为了证明莫尔的乌托邦中加入了反乌托邦结果的抗体，就应该进一步注意莫尔乌托邦的另一个特征：现实主义。例如，莫尔详细地阐述了乌托邦人如何保护自己不受非乌托邦邻国的影响：乌托邦人已经着手于伦理和道德问题，并找到了一些安排，试图在这些矛盾之间取得平衡，但又保留了不同的解决方案。重要的是，乌托邦是一本著名的名为“学习型组织”的书（Senge，1990）：据说乌托邦从过去的遭遇中，特别是与古埃及人和古罗马人的遭遇中吸取了教训，并通过这些交流更新了乌托邦的制度。　　总之，乌托邦如果是现实主义的、动态的、可接受批评的，就是有用的和有益的，至少可能是有用的和有益的。如果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并概述解决方案，这些方案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或者在相对现实的条件下可能成为可能的（例如：关于某些技术发展），那它们就是有用的。如果乌托邦是动态的，那么它们也很可能得到积极的利用：它们允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对问题的反应，而不是规定对现存问题的固定解决方案。*后，如果乌托邦愿意接受批评，那就是有用的发明：莫尔的书以评论对乌托邦岛运行的好恶作为结尾。总而言之，它们是为开放社会设想新的前进道路的学习来源（如波普尔），而不是为所谓的“*佳”机构叠加的设计蓝图。这《哲学与公共行政》的两个主要人物，在许多不断涌现的重要问题上，所进行的对话都在矛盾的两极中摇摆不定，带有淡淡的笔触、讽刺和幽默意味（其中有一段超级充满讽刺意味，读者从中了解到，在乌托邦，只有儿童才会玩那种被称为黄金的奇怪的、发光的金属；成年人根本不玩这种幼稚的游戏，因为他们专注于生活中更重要的事情，比如工作、家庭、学习，而不是为了追求获得这种奇怪的黄灿灿的金属而进行的滑稽活动——这种做法也顺便让乌托邦岛积累了大量的黄金，能够在敌人进攻乌托邦之前贿赂他们的军队，因此让他们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几乎完全免于战争！）。除了英国人固有的性格特征外，讽刺和幽默无疑是对付反乌托邦的有效解药，而反乌托邦通常倾向于非常严肃地对待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