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初步认识

第三节 战略机遇期和风险交织期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主题，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我国在解决各种世界性难题中的作用不可替代，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不可逆转，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光明。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各种风险内外联动、交织叠加，将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也十分严峻，需要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战略机遇期与风险交织期并存、光明前景与严峻挑战同在，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特征。 一、战略机遇期 一个国家、民族要赢得发展的主动、抢得发展的先机，就必须敏锐发现机遇并紧紧抓住和用好机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党中央全面分析形势和任务得出的重要结论。同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也赋予了新时代战略机遇期新的内涵。“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这需要我国紧扣重要战略机遇内涵的转变，充分发挥要素比较优势，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一）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带来新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发达国家推进高起点“再工业化”、发展中国家加速工业化的背景下，我国生产要素成本提高，制造业传统优势有所弱化，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也面临新机遇。产业发展、投资扩容、消费升级、城乡区域结构优化将创造更加广泛的需求和供给，拓展发展新空间。从产业结构看，当前我国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5G、工业互联网、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一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蓬勃发展，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为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注入新的活力。从供需结构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过剩产能逐步出清，企业经营效益将显著改善。居民收入提高和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将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信息、教育、健康、旅游、休闲等新兴消费将得到快速发展。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农业等短板领域投资快速增长，供需结构趋于均衡。从城乡区域结构看，持续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和城镇棚户区改造，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扎实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加快形成，使资源空间配置效率稳步提高。 （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带来新机遇 当前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此次技术革命在发展和扩散速度，以及对人类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将超过前三次工业革命。科技创新将由集中式向分布式变化。目前新技术、新理论层出不穷，一批可能改变人类生活生产方式的科技成果正处于产业转化的关键时期。各国都已经认识到科技创新的巨大价值，尽可能投入更多资源，以期在新科技爆发到来前抢占制高点。历史发展经验表明，每一轮科技革命都会引起世界各国综合实力的重新洗牌，为后发国家创造赶超发展的有利窗口期。与前三次工业革命相比，当前我国**次和其他发达国家在*前排迎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压力和动力并存。 我国已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无人驾驶、新能源、5G、量子通信等前沿科技领域创新和产业化应用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在部分西方国家加紧对我国高科技企业进行堵截打压的情况下，各方对加强自主创新能力高度重视，这也将有利于我国集中力量突破一批受制于人的关键核心技术。只要我国能在发展中把握机遇，以改革促创新，以创新促转型，顶住压力克服当前阻碍创新的不利因素，实现发展模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就可以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领航者，有力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带来新机遇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将在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大范围内推进改革开放，全面释放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进一步破除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更加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在深化改革方面，我国将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促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在扩大开放方面，我国将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高的目标要求、更有力的举措推动全面开放。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将空前提高，我国将实施更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政策，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此外，“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效也将日益显现，与周边沿线国家的合作将持续深入推进，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在造福各国人民的同时，带来自身的发展机遇。 （四）加快绿色发展带来新机遇 人类社会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重要阶段，随着环境生态问题日益严峻，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逐步加深，绿色发展已成为全球发展的共识。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绿色节能技术应用日益普及的情况下，许多国家都将绿色工业革命视为新的经济发展引擎，把环境约束转化为绿色机遇。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已经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方面。在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尽快走上绿色发展的道路。 伴随全球绿色发展潮流的兴起，大量绿色技术获得突破性进步，生态文明的概念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日渐深入人心，我国不断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利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积极开发利用新能源，积极培育和发展绿色服务业，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将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益，提高产品和服务增加值，进一步促进产业发展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终实现高质量发展。 （五）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带来新机遇 尽管发达经济体仍然主导着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但随着其相对实力的下降以及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开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并在主要治理机构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在非传统、突发性的全球性问题增多，全球治理议题范围扩大，区域性或跨区域经济治理平台作用日益明显的背景下，传统的世界经济治理框架越来越不能满足全球治理形势变化的需要。 当前我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作出积极贡献，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主办APEC峰会、G20峰会、金砖国家峰会等一系列多边活动，建立上合组织、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等多个治理机制和新型多边开发机构，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大国担当和引领作用日益突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将面临深刻变革，将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变革，从被动适应到主动推动构建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格局提供历史机遇。 二、风险交织期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大变局加速演变特征更加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对世界经济和国际格局演变产生深远影响，我国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自身发展。同时，国内发展面临的经济、科技、社会等领域重大风险隐患潜藏，内外部风险、长短期风险相互交织，将对我国发展形成巨大挑战。“备豫不虞，为国常道。”这需要我们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切实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 （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判断，60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10%，或65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即被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7.1%，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21世纪以来，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和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增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2000年的1.26亿人增加到2019年的2.54亿人，老年人口比重上升至18%（图4-5）。未来一段时间，由于我国人口再生产处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阶段，老龄化程度还将持续加深。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老龄协会预测，2035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预计将超过1/4，2050年前后将超过1/3。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各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各方面乃至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都具有深远影响。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与其他处于老龄化社会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进入老龄化阶段时仍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养老设施和养老服务体系还有待完善，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将加大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压力，持续影响社会活力、创新动力和经济潜在增长率，是进入新时代人口发展面临的重要风险和挑战。 （二）国家安全风险点增多 新时代内外部风险因素更趋复杂，国家安全不确定性增强。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国家安全领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安全需求的综合性、全域性、外向性特征更加突出。在传统安全领域，世界军事竞争从注重数量与规模向更加注重质量与高新技术运用的方向转变，高科技推动下的新军事变革在全球蓬勃展开，大国战略竞争势头加剧。我国与周边国家历史形成的领土海洋争端，因域外大国的介入而复杂化，民族分裂势力、敌对势力颠覆活动等持续影响国家领土主权安全。 非传统安全领域更趋复杂多样。虽然我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在提高，但贸易保护主义和科技金融打压使我国的经济安全面临新挑战。随着我国经济“走出去”规模不断扩大，海外权益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利益关系深刻调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增多，公共安全领域的隐患不断积累，社会矛盾纠纷易发多发。此外，恐怖主义、网络安全、公共卫生安全、跨国犯罪、气候变化、严重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问题对国家安全形成的挑战日渐加剧。 （三）财政金融风险显性化 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杠杆率呈快速攀升态势，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债务扩张驱动特征。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外需环境不确定性增强、资本产出效率持续下降、潜在增长率趋于下行等因素影响下，债务驱动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从私人部门债务风险看，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负担较重，杠杆率尤其是国有企业杠杆率远超OECD国家90%的安全阈值，企业用短期债务支持长期投资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去杠杆的背景下容易引发流动性风险。从企业类型看，国有企业杠杆率居高不下，而民营企业则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企业的盈利能力将进一步承压，债务偿还压力增大，信用风险逐步上升。 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看，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存量规模持续扩大，在财政收入增速放缓、支出刚性加大等情况下，未来随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保等刚性支出持续增加，地方财政运行风险突出，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行为时有发生，风险不容忽视。从房地产市场风险看，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放缓，购房适龄人口继续减少，住房市场刚性需求增长将显著放缓，结构性矛盾将逐步凸显，尤其是人口净流出、缺乏产业支撑的三四线城市房价下行压力加大，可能触发金融风险。此外，在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国内资本市场对跨境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等外部冲击更为敏感，金融市场之间的风险交叉传染可能性加大，内外风险联动性增强。 （四）科技围堵压力增强 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有针对性地对我国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行业实施全方位的限制，既限制在信息技术、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生物技术等关键科技领域对我国出口，又限制我国企业投资并购关键制造业领域高科技企业，意图遏制我国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转型的势头。2020年以来，美国先后将我国数十家高科技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列入“实体清单”进行制裁，取消了部分科研人员和留学生赴美签证，并对我国高科技企业芯片制造环节进行打击，对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的正常经营和科研活动产生负面冲击。 我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攻关期，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任重道远。在低端市场上，随着近年来劳动力、土地、融资、环保等生产综合成本持续上升，产品成本与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已经不再具有明显竞争优势。同时，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许多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仍然受制于人，在高端市场上尚无法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竞争。因此，如果我国不能有效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攻克“卡脖子”科技难题，在内外压力的“双重挤压”下，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进程可能严重受阻。 （五）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劳动者工资水平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实现稳步提升，生活水平持续改善，绝对贫困人口也将全部脱贫。但与此同时，城乡居民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仍显偏大。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尽管较此前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国际上0.4的警戒线。 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既与市场经济本身的固有特点有关，也有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户籍制度、收入分配制度、财政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市场竞争制度等经济体制改革尚不到位等原因。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将会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不仅会导致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难以有效积累，造成消费不足，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还容易造成社会阶层固化，引发严重社会矛盾。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应在继续做大“蛋糕”的同时，把“蛋糕”分好，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