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哲学丛书美,这奇特的理念

译后记 本书头版两年后，终于以更好的译本再次面对中国读者！ 即便在两年后再次校译的过程中，我仍被朱利安教授文字的浓度所震撼。然而这个来自哲学思辨的浓度并非化解不开的硬块，而是由文字组合间强烈的诗意所润泽，它所化开的外延织成巨大的网络，并非为了使我们迷失其中，而反过头来，让我们更明确地找到世界文化版图上属于我们（自身文化的）坐标。 美，这奇特的理念，其实，并不奇特。它如此高频率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真美！”说出口时稀松平常，以至于我们似乎已经自动放弃了使用其他词汇表达的能力。如果说百年前，刻意图强的中国引进西方美学理念，对于当时死水微澜的中国学术是一种巨大的正面推动。那么以今日现状来看它是相当“成功”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差不多已经非常理所当然地，在用这个借入的理念进行*日常的表达和思考。它如此清晰明确、简单易用，而且放之四海皆准。通过它，我们有效地融入西方的语境。理解它，并为它所理解。然而，这个同时是霸权的理念对我们的征服过程，却是以丢弃我们自身文化本源为代价。被事物怦然打动时，我们中有多少人能逃脱“美”之理念的牢笼？美，这个理念，因而又是如此地奇特：它的强大魅力遮掩了今天被翻译成“美”的那些属于中国的，*为丰富的表达：“活”“佳”“上品”“秀润”“清丽”“优雅”“传神”和“气韵生动”，等等，更不要说其中所孕含的，与作为本体论基石的“美”完全不同的那个展开的过程——在“默化”中进行。 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本书的过程，也是重返我们自身文化的过程。虽然如朱利安教授说，其著作本意是写给西方读者的：“如此偏离中心，取道中国，不是为了在他方寻找答案。如果不是乌托邦的话，他方从来不会提供答案，而是因为可以开始摆脱这个正如虎钳般，将今天的我们再度封闭起来的矛盾：不可能再相信美——废除*后的崇拜，然而也不能将其轻易放过”。借由在希腊和中国间的往返穿梭，通过迂回的策略，朱利安教授所做的是对西方哲学源头重新爬梳和反思，从另外的角度重新回视欧洲哲学自身。然而，他却并未因此些许减少几十年致力于中国思想研究所生发的对于中国思想发展的忧虑、关切与责任，正如他所指出的，“在中国和日本，那些没有更多的对‘美’这一西方概念加以转化，就立刻加以应用来阐述自身传统的人，无疑是文化版图上的傀儡，制造出历史过气物的幻象。”因而这本重新审视“美”的著作，对于我们中国读者而言，又多了另外一重特殊的意义：自外部迂回，通过回望朝向欧洲哲学的路途，同时望向我们自己。 虽然师从朱利安教授研习多年，得其亲自释疑解惑，然而本书思辨内容密度之高、建构之缜严、文字之蕴藉，都令作为译者的本人时刻感到如履薄冰。其难度不止于作者的深厚学养使得书中随处可见看似信手拈来，却有着复杂背景和关联的，无论西方哲学还是中国思想的概念和文本，还在于作者语言的运用和把握在行云流水的诗意与缜密凝练的思辨间切换自如。夯实锻造的同时亦留下意犹未尽的空间，让读者自己去思索和体会。对于前者，我不仅按图索骥，找到它们的源头，还要建立起它们之间的潜在联系，从而确切地把握作者的思绪和意图。关于中文文本的引用，则在将作者的法文译文重新翻译成中文的同时，将中文原文以括弧标注在侧；对于后者，几乎是所有译者都要面临的问题，是尽量遵循作者的行文方式，*大限度地还原作者的表述风格，却难免出现法式长句；还是对其饰以中文的表述习惯，却因此失去体会只有此作者才会有的行文风格的机会？朱利安教授对我的建议是，要以让中文读者看懂为诉求。因而当遵循其复杂的行文风格与达到容易理解的目的发生冲突时，我选择后者，将长句予以多重拆分，以考虑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尽可能不发生因行文晦涩而放弃深入其思想的遗憾。而这样的长句在文中比比皆是，有时甚至涉及整个段落。将如此结构严整、层层深入的句式打散，有时会不可避免地以牺牲体会作者一步步缜密思辨的乐趣为代价。这时也能*深切地感受到，两种文化借由语言所呈现出的巨大“间距”。而如何在这间距的两端实现对话，则正是作者撰写此书的意义所在。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卓立（Esther Lin）女士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尤其是难度*大的翻译初期，所给予本人的莫大鼓励和实际帮助。作为朱利安教授著作*具丰富经验的译者，其对朱利安教授思想理解之深对本书的翻译有着巨大的贡献，不但其之前译著中的概念译法被本人在此书翻译中所采用，特别是其所提供的对于朱利安教授关于“美”的阐释的翻译，其中很多概念的中文译法都给本人启发和借鉴，我谨在此对她致以*衷心的敬意与感谢。 此书伴随我做博士研究的整个过程，不但在博士论文中多次引用，更在本人所从事的艺术评论及实际创作中扮演启蒙、启发与启示的角色，能将这份宝贵的思想财富译成中文与读者分享，因而也是我莫大的福气。 本书在翻译上如仍有错漏和需改进之处，还望方家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