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伦理学2020

　　《中国电影伦理学·2020》：　　一、中国电影伦理学建设的迫切性　　自20世纪90年代始，大众文化渐成一股强烈的思潮，在其影响下，电影的娱乐化、平民化乃至商品化倾向日趋严重。此种倾向，既是对以往电影过于偏向宣教功能的矫正，也是对市场的主动贴近和对精英意识的放逐，由此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一个时期内，一些电影作品的精神内涵之苍白，已经接近于无病呻吟，电影艺术所应具有的文化和美学品性渐行渐远。价值向度的混乱、道德意识的匮乏越来越成为必须面对的严肃问题。所谓价值向度，就是以什么价值作为衡量标准的问题。人类的精神文化产品，无外乎真、善、美三个价值标准或价值向度，对中国电影而言，这三者同样是要实现的价值目标。需强调的是，在美之外，真与善是重要价值趋附。电影的道德意识，即对什么是电影的善做出回应，对电影表现的善和恶有正确的判断。　　近年来，许多电影片面追求票房数字，商业利润无形中成为电影的价值目标，导致电影的人文内涵极度萎缩。在商业化的狂欢之下，美感和艺术性深度匮乏，代之以数字化场景铺排、服装美术设计的华丽，感官盛宴取代文化挖掘，其结果是电影的形式追求压倒了内涵和深度，架空了影片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品位，电影沦为徒有其表的“视觉奇观”。这类电影本末倒置，忘记了艺术本体是永远不能被技术手段代替的。在这股商业娱乐化的狂潮中，以真、善、美的普遍价值标准来衡量，许多电影已经“价值失范”，电影在广大观众心目中的形象也遭到了极大的损害。　　而我们的电影批评，不仅缺乏对以上乱象必要的警惕和警醒，更没有担负起足够的批判责任，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其同谋。一段时间以来，严肃的学理批评和批判意识，成为电影批评中稀缺的奢侈品，批评原则偏离了真、善、美的精神标准，把经济收益视为评价电影优劣的标准，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种乱象。应该说，中国电影批评曾经有过优良的传统，尤其中国电影美学在新时期得到了快速健康的发展，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已经初步确立了电影审美哲学、电影审美心理学及观众学、电影文化学的大致理论框架。但近年来，电影美学批评的薄弱、批评学风的不尽如人意，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警惕和不满。　　这里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在于：电影作为具有精神品性的审美文化产品，理应将满足人的心灵需求作为主要任务。也就是说，无论电影的商品属性多么突出，也无论它的大众文化色彩多么浓烈，自诞生之日起，其定位就是精神文化产品，它必然遵循真、善、美统一的价值标准。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时期内，真、善、美的标准会有不同的侧重，但总的目标是电影作品应该始终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体现者，即实现“善”的要求。换句话说，不能脱离道德关系谈论人与电影的关系，人对电影的要求，包含了对电影的“善”的要求。纵观古今中外的电影史，这一点是得到充分证明的，是我们在评价电影并对其进行价值定位时，必须坚持的理论前提。　　从理论上讲，包括电影在内的艺术引起情感愉悦时，就包含着“善”的满足。因为，“美”是“真”和“善”的统一，亦即规律和目的的统一。“善”的希腊文是“agath-on”，原本就有好、优越、合理、有益等含义，苏格拉底认为，“善”是一切行为的目的，其他一切事情包括快乐、理性、自制等，都围绕着“善”来进行，因而也是*高的道德价值。所以，对电影“美”的追求，就包含在对“善”的追求中，单纯地只追求一方而放弃另一方，或者人为地割裂“美”和“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其结果也是有害的。我们的部分电影的缺陷，如情感的琐碎、没有灵魂深度、概念化的主题先行、流于说教、艺术的感染力尽失等，都与此直接相关。因此，如何使电影的情感愉悦和心灵净化结合起来，事关电影的健康发展。而就眼下的中国电影来说，“善”的原则的提出和落实，是我们绕不过去的大课题。　　鉴于此，诚如笔者一再论述过的，当下的中国电影亟须道德意识和道德建设规范。中国电影还远没有承担作为艺术和文化产品应该承担的使命，那就是直面现实生活、反思历史、揭示生命和人性的深层结构。日益弥漫开来的商品化、娱乐化风潮，导致中国电影文化品位和深度的缺乏，其中道德感的褪色和缺席，已经成为中国电影的一大症结。我们现在仍然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八十年代视为中国电影的两个黄金时期，其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电影不仅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以及美学探求，还在于其代表性作品都在价值观念上有正确取向，以及对优良道德观念的提倡和弘扬，乃至对封建落后的道德观念的鞭笞和讽刺，如郑正秋、蔡楚生、沈浮、沈西苓、谢晋、黄健中、郑洞天、胡柄榴、黄蜀芹、吴天明、颜学恕、陈凯歌、田壮壮、黄建新、张艺谋、娄烨、张元、管虎、霍建起、贾樟柯等导演的代表作品《姊妹花》《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十字街头》《牧马人》《过年》《邻居》《安居》《人鬼情》《老井》《野山》《孩子王》《蓝风筝》《黑炮事件》《菊豆》《推拿》《妈妈》《老炮儿》《那山那人那狗》《小武》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