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中国现代人生论美学引论

　　《中国现代人生论美学引论》：　　在王国维看来，*高之境当为“宏壮之境”。王国维说，美分两种，一种是优美，另一种是宏壮。“要而言之，则前者由一对象之形式，不关于吾人之利害，遂使吾人忘利害之念，而以精神之全力沉浸于此对象之形式中，自然及艺术中普通之美，皆此类也。”①也就是说，能让我们超脱于日常功利之上，仅仅依靠艺术形式来打动我们的，就是优美。而“宏壮”则不同，“后者则由一对象之形式，超乎吾人知力所能驭之范围，或其形式大不利于吾人，而又觉其非人力所能抗，于是吾人保存自己之本能，遂超越乎利害之观念外，而达观其对象之形式，如自然中之高山大川、烈风雷雨，艺术中伟大之宫室、悲惨之雕塑像，历史画、戏曲、小说等皆是也”。②很显然，王国维所谓的优美与宏壮之分，源于康德的优美与崇高之分。康德认为，在优美之外，还有一种审美风格是崇高。崇高与优美的区别在于“自然界的美是建立于对象的形式，而这形式是成立于限制中。与此相反，崇高却是也能在对象的无形式中发见”，③“前者（美）直接在自身携带着一种促进生命的感觉，并且因此能够结合着一种活跃的游戏的想象力的魅力刺激；而后者（崇高的情绪）是一种仅能间接产生的愉快；那就是这样的，它经历着一个瞬间的生命力的阻滞，而立刻继之以生命力的因而更加强烈的喷射，崇高的感觉产生了”。④从王国维和康德的阐述来看，王国维所谓的“宏壮”近似于康德所谓的“崇高”，指那种不借助形式而通过激发起强烈的情感来打动我们的美，比如烈风雷雨、伟大的官室、崇高的情感等。　　纵观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唐、宋、元，虽然各种风格的作品均有，但那些“宏壮”的作品，相比那些滥情、小情、娱乐的作品，往往更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如唐诗，“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负有盛名，他们的诗作从文学性来说并非特别高，而是因为他们在当时盛行的奢靡的宫体诗（即王国维所谓的“眩惑”之作）外，力推诗歌的“宏壮”风格。在他们之前，官体诗一直盛行于诗坛，如南朝梁武帝萧衍的《子夜歌》：“恃爱如欲进，含羞未肯前。朱口发艳歌，玉指弄娇弦”，以及唐初上官仪的“瑶笙燕始归，金堂露初唏。风随少女至，虹共美人归”“残红艳粉映帘中，戏蝶流莺聚窗外”等，这些诗歌从文学语言角度讲，可能不输于“初唐四杰”的诗句，但是它们之间*大的差别，在于萧衍、上官仪的官体诗张扬的是奢靡滥情的“眩惑”，而“初唐四杰”的诗句演绎的却是“宏壮”，比如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以及骆宾王的“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都具有一种超越名利、为国为民的豪气。也正因为“初唐四杰”将唐初的诗风由“眩惑”拓向“宏壮”，“唐诗”才不致堕落为文人雅客的玩物，而逐渐发展为唐代的标志性文体。再如宋词。宋词一开始，只是文人雅士消遣的工具．当他们由于各种原因来到青楼的时候，会为那些红颜知己写几首歌词，这就是*初的宋词。柳永是青楼的常客，在歌妓圈中负有盛名，歌妓们相传“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因为这样的原因，柳永在当时“艳”名远播，甚至有“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说法。不过柳永的玩世不恭总算是有了报应，他几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惨遭失败，甚至第二次参加考试之后，得皇上钦点“且去填词”，所以他后来干脆混在女人堆里，天天“奉旨填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