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州书院

　　《严州书院/钱塘江学·严州文化全书》：　　那些入元不仕的儒家学者建立书院讲学时，都是推崇、传播理学的；而元代新涌现的一批理学家赵复、许衡、吴澄、刘因等人，不仅继承并发展了理学思想，并且利用书院从事理学的学术研究和传播活动，进一步促进了理学和书院的结合。另外，程朱理学在元代受到官方的推崇，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一切学校教学的法定教材，科举考试也以朱注为准。因此，不仅私办书院讲习理学，官办书院同样重视理学。这样，理学和书院在相互促进中得到发展，理学又因元代书院的发展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　　元政权前后不足百年时间，虽然书院在这期间得到了充分发展，但是元朝政府对书院的利用和改造，使得书院官学化了。书院教育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实行自由讲学的私学组织，而元代书院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一性质和特色，其结果就是官学的种种弊端在书院中逐步出现，如为教者敷衍塞责，为学者追求功名利禄，学术空气淡薄，教学内容僵化等。所以，尽管元朝书院在数量上得到了增长，但在质量上却远远不及南宋。　　明代书院在文化教育取得成就和形成特色，即表现为重新恢复了以往书院所具有的文化功能。明初，统治者也很推崇程朱理学，重视文化教育，但他们不喜欢书院，而是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发展、完善各级官学上。所以在明初洪武至成化的近一百年间，官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相反，书院却处于沉寂状态。但是，作为一种高级形态的私学机构，书院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和作用，不是官学所能取代的。当官学成为科举的附庸而“士风日陋”之时，一批为解救时弊的士大夫便纷纷创办、复兴书院，利用书院培养人才。所以在成化以后，不仅那些具有久远讲学传统的著名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武夷书院、石鼓书院等相继复兴，而且各地还创办了许多新的书院。　　明代初期，程朱理学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仍占据统治地位，但已成为一种思想内容逐渐僵化的官方哲学，各级学校所传习的理学，不过是一种应付科举取士的章句之学。为弥补这种思想僵化、学术空疏、道德虚伪的弊端，王守仁、湛若水提出一套以“心”为本的学术宗旨，以图达到“明学术、变士风，以成天下治”的目的。王学的兴起，形成了一股影响巨大的学术思潮。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在研究、传播自己的学说时，主要借助于书院。所以，在王学兴起后，书院也繁荣起来。　　王守仁是推动明代书院兴盛的首要人物。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中国古代重要的思想家，以“致良知”为学术宗旨。正德三年（1508），王守仁被贬到贵州龙场，开始创办龙冈书院，主持贵阳书院。以后又在江西修复濂溪书院，在会稽建立会稽书院，江南士子纷纷从学。王守仁逝世以后，其门人更是大量创办书院讲学。沈德符《万历野获篇》称：“自武宗朝王新建（王守仁被封为新建伯，故称王新建）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间，而罗念庵、唐荆川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　　湛若水则是对明代书院兴盛起了推动作用的另一重要人物。湛若水，字符明，号甘泉，著名学者陈献章的学生。和王学一样，湛学也主张以心为本，但又自标宗旨，主张“随处体认天理”。他从四十岁以后的五十多年内，无日不授徒讲学。以致于《明儒学案》称他“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从游者殆遍天下”。　　王守仁、湛若水及其弟子的历史功绩不仅仅在于建立了一大批书院，更重要的是他们恢复了书院自由讲学的精神，使书院成为*重要的学术基地。这段时期内，书院的讲会组织、讲会活动特别盛行，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人通过讲会的形式展开争辩、论战，促进了学术的发展。　　明末著名的东林书院倡导程朱之学为宗旨，并形成了以东林书院为基地的东林学派。东林书院原是宋理学家杨时讲学的旧地，明万历年间顾宪成、高攀龙就其地建书院。东林诸子除以朱熹的《白鹿洞学规》为院规外，并另订《东林会约》，要求书院师生继承程朱理学的学术宗旨，反对王学末流的陋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东林书院积极参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活动，东林诸子以书院为阵地评议朝政、裁量人物，使之成为当时的政治舆论的中心。在东林书院讲学之盛时“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可见东林书院在学术上和政治上的巨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