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思想

　　《基督教思想》：　　（一）以思想革新而推动了历史发展　　马丁·路德在1517年10月31日将《九十五条论纲》贴在威登堡教堂大门上，摆出了一种关于赎罪券问题展开神学论战的姿态，他起初并没有想到要创立一种新的教会，但历史却不以其意志为转移而出现全新的展开。路德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但他自己也身不由己地卷入历史洪流的滚动之中而无法自拔。神学本来基于较为抽象的理论思辨，其争论看似具有不会流俗的清高。但这种由其引发的历史之流却不再为其所掌控，马丁·路德也只能顺应历史大潮来随运而行、因势利导。他成为了历史伟人，被视为历史的推动者，其实他也只是在恰好的关键点顺应历史之运而脱颖而出，看似独占鳌头、高不可攀。这其实就是历史伟人与历史变革节点的关系奥秘。或许，没有人要人为地、主动地改变、驾驭历史，但确有人顺应了历史潮流而起到了社会转型突破之导火索的点引作用，客观上导致了历史巨变，成就了宏伟史诗。这是此人的幸运，也是历史与之结缘的福分。本来，马丁·路德只是想要“回到圣经去”，旨在精神复古，而历史的演进却使他客观上也“回到了世界”，而且不再是以往的世界，乃飞速发展的世界，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剧变着的社会真实。改革家的这种“真实临在”使他们不再只是神学家、理论家，而更是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宗教改革家在基督教神学史上写下了厚重的一笔，改变了基督教思想发展的轨迹。但其贡献远非仅此，他们给真实世界留下的更多，其导演或无意导致的社会变革也更加精彩、更引人注目。本来，马丁·路德所要反对的是中世纪教会的流俗与腐败，希望教会更为清高、更加纯洁，更有可能脱离凡俗。殊不知，这些本来的“清教徒”却肩负起了实实在在的历史使命，在真实世界中运筹、捭阖。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进程中走出的关键一步，就是走出修道院而回到了真实的社会，面对着复杂而真切的世界。对此，麦格拉思（Alister McGrath）曾评论道：“宗教改革运动在对待俗世秩序的态度上，见证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转变。修道院式的基督教多少以鄙视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以及在其中营营役役的人。真正的基督徒会离开世界，进入一所修道院的属灵保障中。不过，对于改教家来说，一个基督徒的真正天职是在世界中服侍上帝。修道院相对于这目标是不适切的。基督徒生活的真正本分是在俗世的城镇、市集和议事堂里，而不是在修道院幽室的遗世独立中。”①这可以说与中国“大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政”之境乃异曲同工。从此，宗教虽然看似摆脱了政教合一模式的社会关联，却更实质地卷入社会历史发展的方方面面，其与社会的革新亦更趋复杂。　　（二）由宗教运动而成就了社会革新　　显然，马丁·路德的宗教革新不只是孤立的宗教运动，而有其时代关联及社会卷入。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不仅促进了基督教会的发展，而且无论其主观意愿如何，其改革也带来了社会进步，成为当时时代变革、社会转型的标志。在这种历史及社会关联中，马丁·路德针对当时教会及社会的反思和批评，不只是神学的独语，而乃引起了社会的共鸣，就像一根火柴扔到了一堆干柴那样引起了熊熊烈火，烧掉了一个旧社会，映现了一个新时代。由此而论，宗教的革新与社会发展密切关联：一方面，宗教革新反映出宗教的与时俱进，但其“走出中世纪”之举措甚至对社会进步起到引领作用，使欧洲社会进入近现代；宗教存在反映出其社会存在，宗教的改革因而也会与社会的革新同步，并不仅仅是宗教内部的事物，其缘起及进展都有着直接的社会原因。另一方面，宗教革新则是社会变革的反映或缩影，是时代及社会前进的标识。历史因为这种宗教的革新而改写，世界为此而改观。这样，看似脱离社会、远离世俗的宗教实际上却与社会贴得很近，与现实世界有着难分难舍的关联。基督教在历史上以其复杂的社会政治卷入之态而传人中国，其在中国的适应及发展同样需要其紧跟社会的不断革新、顺应中国国情和时代潮流。马丁·路德的象征及人格形象随着基督教也进入了中国，因此对其*初的“洋教”形象同样要体现出其革新的意志，完成其相应的使命。实际上，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也是通过其不断革新而消除所谓“洋教”的负面影响的，通过其“本色化”“在地化”“处境化”的不断努力而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态势。这正是我们谈论基督教“中国化”的历史基础及教会传承。在这一变革进程中，我们要呼唤中国的马丁·路德挺身而出，要使宗教改革的精神在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