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大正十五年——东亚视域下的帝制日本.1912-1926(精装)

1916年10月正值**次世界大战的第三年。在欧洲列强处于绞肉机似的胶着消耗状态时，日本的经济利用这一“天佑”良机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 之后获得了中国清政府2.3亿两白银 的巨额赔款，这直接促成了此后上台的松方正义内阁在1897年正式采用金本位制 。由于当时各列强采用的都是以英镑为依托的金本位制，所以日本顺势加入国际金本位货币体系，对其国际贸易和对外融资等都带来了许多便利，从而促进了其国内经济的飞速发展。日俄战争后，由于日本没能从战争中获得如甲午战争那样的巨额赔款，为了偿付战争中募集的各项对外公债，同时也是为了应对铁路国有化以及八幡制铁所扩建工程等大型项目，日本政府的财政反而陷入了颇为拮据的境地。这也是导致**次大正政变、桂太郎内阁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1914年**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战爆发的直接后果就是英国取消黄金输出，于是以英镑为基础的国际金本位制就此终结，世界各国纷纷宣布退出金本位制，转而采用以货物价格变动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日本也顺应潮流，在1917年8月退出了金本位制。浮动汇率制的采用对国际贸易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在日本则表现为出口的飞速增长和黄金的大量流入 。这使得日本终于扭转了日俄战争后国内资本紧缺的状况，同时出现了大量的资本盈余。而这也直接促成了这一时期日本对外投资的猛增，其中尤以纺织业的民间资本对外输出*为引人注目。其中著名的内外棉股份有限公司于1911年就在上海办厂，此后的四年间共在上海设立了五家分厂，后于1917年在青岛设立了第六家分厂，到了1918年又在上海新设或者收购创建了第七、八、九三家分厂。据统计，到1937年为止，内外棉公司在中国共设立了19家分厂，而在日本只有2家。日本产业资本的对华扩张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资本的急剧扩张使得日本的工业化步伐进一步加快，而工业化的加快直接导致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假如以人口10万以上的城市为考察对象的话，‘城市’数由1903年的9个增加到1920年的18个，城市人口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03年的7.9%提高到1920年的13.5%。” 。工业化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工农业人口比例的巨大变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就业，除了造成工农业发展“双重结构”之下的巨大剪刀差，还带来了城市住房拥挤以及通货膨胀问题的加剧。由此直接导致了劳资纠纷数量的急剧攀升，为了协调劳资关系，相关的劳工组织也应运而生。 1912年8月，吉野作造的同乡后辈铃木文治（1885-1946）创立了劳资关系协调组织“友爱会”，1916年开始该组织便积极策划工人罢工运动。1916年9月，就在大隈内阁马上就将结束使命的时候，大阪的西尾末广（1891-1981）和坂本孝三郎（1894-1935）等人又建立了“职工组合期成同志会”，日本的工会组织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为了应对工人的各种罢工，日本企业家也于1917年3月组成了日本工业俱乐部以“巩固工业家之联盟，以图斯业之发展” 关于日本的劳工运动，后文还将详细介绍，这里就不赘述了。 寺内正毅内阁及之前的第二次大隈重信内阁正处于一次大战这一“天佑”日本经济的时期。财政上的相对宽裕为大隈内阁能够顺利通过包括增加两个师团及追加海军经费等需要大笔资金的预算案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也无形中减弱了在野政党反对政府呼声的强度。从这一点来看，第二次大隈内阁这一准官僚性质内阁和寺内内阁这一纯官僚性质内阁的相继出现也是具有某种必然性的。 在政治上，寺内内阁完全秉承山县有朋的思路，力求在议会各大政党间实现平衡，不使任何一个政党能够建立起足以统领全局的绝对优势，为此甚至不惜建成纯由官僚组成的第三党，以所谓“三足鼎立”的方式来维持议会势力的均衡。正如寺内首相在其就职声明中所说的那样：“对于各政党政派中政见之异同，秉公持平，虚心坦怀，以处其间。” 这一政策的目的自然是为了维护元老藩阀势力在幕后自由操纵政局的绝对权力，而这样的态度当然也招到了来自政党的强烈反对。就在寺内内阁成立的第二天，1916年10月10日，以立宪同志会为首的各政党力量进行重新整合，成立了以加藤高明为总裁的宪政会。宪政会由原立宪同志会、中正会以及公友俱乐部 合并组成。宪政会拥有197个议席，是议会的**大党。此外，没有加入宪政会的原中正会和公友俱乐部成员又另外组成了公正会，其在议会的议席数为27个。 宪政会的成立仪式是在东京筑地精养轩举行的。大会于下午二时举行，但在会议还没开始时，会场中就满满地挤入了大约5000人。为了烘托气氛，大会组织者特意请来了剑道大师日比野雷风舞剑助兴。此后，加藤高明、尾崎行雄、高田早苗以及河野广中等一众政党大佬陆续进入会场。尾崎行雄在首座就坐，滨口雄幸（1870-1931）报告了新政党的成立经过。随后公布党纲并选举总裁。结果由于一度呼声很高的大隈重信执意推辞，大家投票推选加藤高明成为了宪政会的首任总裁。在会上发布的宪政会纲领第三条明确提出：“恪守宪法之条章，尊重天皇之大权，严明责任之大义，济成宪政有终之美。”这与寺内内阁的“非立宪”超然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宪政会的主体是立宪同志会。如果读者还有印象的话，立宪同志会*初是由桂太郎组建并用以对抗民党势力的所谓“官党”。而如今的宪政会则已完全转变了立场，成为了同政友会、国民党等处于同一地位的民党。事实上，作为*主要的民党，政友会的建立者居然竟也是大名鼎鼎的官僚伊藤博文。伊藤在1900年建立此党时，其建党目的与桂太郎建立同志会颇有相似之处，也就是以官党姿态来参与政党竞争，以此来应对民党势力的冲击以维护藩阀势力对政权的掌握。于是，伊藤所创立的政友会就与日本近代两大民党之一的宪政党（原自由党）展开全面合作并与后者融合，逐渐成为了日本近代政坛*重要的政党势力。伊藤博文遇刺身亡后，出身公卿但相对开明的西园寺公望和完全出身民间的原敬相继执掌政友会，到了大正中期，该党便已完全转变成了彻底的民党。 既然提到了自由党系，那么就不能不提它的老对手和老朋友、由大隈重信建立的改进党系。正如上文所说的，此时的改进党系因为大隈重信这个教父级人物的主动叛离，目前正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该系中唯一还具有一定人数的组织就是犬养毅的国民党，但其实力却完全无法与政友会和宪政会相提并论。如果将此时的日本政党比作三国的话，那么政友会和宪政会可以认为是魏国和吴国，而国民党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蜀国罢了。 了解了政友会（自由党系）和改进党系的变迁，我们就不难理解从同志会到宪政会这一转变的合理性。事实上，日本近代的政党由于一开始立党基础的不稳固 ，自始至终都具有着先天的缺陷。因为缺乏足以号召全民的政纲，而政党人士自身又经常贪污腐化，所以它们非但无力真正赢得民心，甚至还经常为强大的藩阀政府势力所渗透、改造和同化。改进党系大隈重信的脱党以及政友会对自由党系的合并即为明证。另一方面，藩阀势力又常常以政党的面目出现，并且希望通过“宪政常道”合理合法地维持对政权的掌握。在这过程中，民党势力也或多或少地对藩阀进行了渗透、改造和同化。政友会向民党的转变以及同志会向宪政会的转变即为明证。这两个反方向渗透、改造和同化的过程正是政党和藩阀之间斗争的*大焦点，而它们之间的消长也直接决定了究竟是政党*终战胜藩阀还是藩阀*终战胜政党，这无疑对于日本未来的历史走向至为关键，而大正就是这一争夺*为激烈的时期；上述这些政党的反反复复实际上也就是这两大过程之间激烈争夺的体现。对此希望读者诸君能够建立清醒的认识。 言归正传。宪政会成立后与寺内内阁的首次正面交锋是在第38届国会上。此次国会为正式国会，开始于1916年12月27日。在这次会议上，宪政会和国民党对寺内内阁藩阀政府的本质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作为反对政府藩阀势力的急先锋，犬养毅的国民党此时只有28名议员，可谓势单力孤。为了与寺内内阁展开斗争，势必要寻找合适的盟友。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曾在大隈内阁时期并肩作战的政友会。但在数次与政友会的交涉中，后者都以“严正中立”作为托词拒绝与国民党合作。于是，国民党就只能转而寻求与刚刚成立的宪政会合作。双方一拍即合。在1917年1月21日举行的众议院会议上，宪政会、国民党以及公正会共241名议员联名签署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案。1月22日，寺内首相进行施政演说。1月23日，犬养毅提出紧急动议，希望就政府不信任案进行讨论。1月25日，众议院就不信任案展开讨论。政友会的议员元田肇（1858-1938）首先发表了反对演说，寺内首相也试图进行辨明，而当宪政会的尾崎行雄正要发表演说进行反驳时，突然传来了解散国会的诏书。 对于这一诏书的从天而降，一般都认为是寺内内阁和政友会做了手脚，甚至还有很多人怀疑国民党的党首犬养毅也参与了这一阴谋，其目的是击败宿敌宪政会，而寺内内阁也正好一直对犬养青睐有加，力图将其拉拢入阁，于是便有了双方的默契配合。 无论事实究竟怎样，第38届国会就这样匆匆收场了。接下来*重要的事情就是国会议员改选（第13届众议院议员总选举）。此时的内相是后藤新平，他被认为在策动犬养毅“反水”打击宪政会这件事情上立下了大功，而他所立下的更大功劳就是在接下来的议员大选中一手操控内阁事实上的盟友政友会取得了国会的多数席位。 后藤新平（1857-1929），出生于仙台藩水泽城下 ，是藩主家族重臣留守家家臣后藤实崇的长子。他受到当时胆泽县 大参事、熊本县人安场保和（1835-1899）的器重，13岁起就与后来成为海军大将的斋藤实一起在县厅里担当勤务工作。15岁时上京，在东京太政官少史庄村省三家里做看门人兼杂役。此后，安场保和随著名的岩仓使节团出国访问，回国后担任福岛县令。16岁的后藤便在安场的安排下进入福岛洋学校 学习。 后藤新平很早便有从政的想法，但受到他的远亲高野长英 被幕府处死事件的影响，安场等人都劝他走医师的道路。因此，后藤便在17岁时很不情愿地进入须贺川医学校就读。在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后藤又在山形县和爱知县辗转从医。此后，24岁的后藤就已担任了爱知县医学校 校长兼医院院长。此时，与大隈重信齐名的日本近代自由民权人士板垣退助来到附近的岐阜县进行演说，不幸受到刺杀负伤。此时负责对板垣进行诊疗的就是后藤新平。据说，后藤曾对板垣说过这样的话：“阁下，这是您所期望的吧？” 板垣深深感叹于后藤的洞察力，在接受完后藤治疗之后便说道：“他不能成为政治家实在是太可惜了。” 1881年，爱知县的“千鸟之滨”海水浴场开业，这是日本*早以医疗为目的的海水浴场之一，据说该浴场就是在后藤的指导下建成的。第二年，后藤由于在爱知县医学校的突出表现而被提拔进入内务省卫生局工作，从此开始了他既从医又从政的生涯。 1890年，后藤赴德留学，归国后被授予医学博士称号。1892年，他就任内务省卫生局长。第二年因为与“相马事件” 的当事人锦织刚清有牵连而被捕入狱，后被证明清白出狱，但其卫生局长一职也因此而被褫夺。 1895年，后藤重新从政，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担任对归国士兵进行检疫的临时陆军检疫部事务长官，其行政手腕受到了当时兼任该部部长的陆军次官儿玉源太郎 的赏识。1898年，儿玉源太郎就任台湾总督，后藤新平被提拔为其副手，担任民政局长的职务。 就任台湾民政局长后，后藤新平对当地展开了详细的调查工作。作为此次调查的重要成果，他与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织田万（1868-1945）合著的《清国行政法》系列丛书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资料。对于台湾的民政管理，后藤有一句名言：“比目鱼的眼睛是不会变成鲷鱼的眼睛的。”其意思就是要根据当地的习俗施以适当的统治，不要采取过于强硬的方法，否则就将招致强烈的反抗。在此期间，后藤新平以其金钱政治手腕而被时人讽为“黄金万能主义的权力化”。 1906年，后藤新平就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的首任总裁（即总经理），成为寺内正毅的助手。他在任内施展外交手腕，与中国清政府以及沙俄等各方势力进行了巧妙的周旋，为日本在中国东三省利益的巩固和扩大费尽了心力。 1908年起后藤新平担任第二次桂太郎内阁的递信大臣及内阁首任铁道院总裁，此后即在寺内内阁担任了内务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