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新日本:1853年以来的美日关系史

美国人的出现（节选） 驱使这些访客横跨太平洋的，既有“天定命运”的国家信念，也有越来越强烈的征服亚洲市场的愿望，还包括对国内危机加深的担忧——尽管这一点似乎有些矛盾。“天定命运” 的口号*早于1845年出现在狂热推崇扩张主义的民主党报纸上，它要求征服俄勒冈，即使这意味着与宣称拥有这一地区的英国开战。这一口号后来逐渐具有了如下含义：美国人［正如边疆作家马克·吐温所说，“（他们）如同手握4张A的基督徒那样从容自信”］相信，上帝赋予他们相应的权利去传播自己崭新的政治体制、延伸自己成功的商贸路线——先是在北美大陆，之后扩展到拉美，随后尤为重要的是照亮愚昧的欧洲与亚洲。 在这一原则指引下的美国人同样希望获得利润。上帝和财神——终极的救赎与个人的世俗成功，在美国主流社会中从未相互疏离（日本则恰恰相反，当终极目标——日本式的“天定命运”出现时，它很少受到个人对财富追求的影响）。 1790—1853年间，至少27艘美国船只（包括3艘军舰）造访了日本，但全被拒之门外。1832年，作为其划时代的太平洋航行的一部分，埃德蒙·罗伯茨（Edmund Roberts）接到了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当局的命令——与日本缔结条约，但他在到达日本前就去世了。5年后，在广东的美国人名下的“莫里森”号（the Morrison）试图以送返日本失事船只幸存者的名义访问日本。此外，船员还希望能让日本人皈依基督教，同时“做一点儿生意”。但无情开火的海岸炮将“莫里森”号打回了中国。1846年，新组建的美国东亚舰队的司令官詹姆斯·比德尔（James Biddle）海军准将在东京湾附近与日本官员进行了激烈讨论，日本人强调自己没有兴趣与他贸易，他也无须再来白费力气。为了表明日方的立场，当比德尔试图强行登上一艘日本船只时，一个日本船员击倒了他。 与此同时，美国的捕鲸船在富饶的日本沿海水域作业，于是遭遇海难的美国水手们不得不经常依赖于日本村民并不友善的怜悯与帮助（就像1848年那样）。当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于1851年出版《白鲸》时，捕鲸成为美国人跨越太平洋这*后一个伟大边疆，以及迫使美国人挑战这些边疆的狂妄自大的心理隐喻［后来，当佩里准将希望一位作家讲述他如何使日本向西方开放的故事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向佩里推荐了梅尔维尔。大约140年后，梅尔维尔的作品塑造了美国和日本的文学研究］。 在1842年上海开放贸易之后，日本受到越来越密切的关注。美国船只循着*短的北方环形航线从加利福尼亚前往上海，这一航线使得它们经常靠近日本。1846—1848年对加利福尼亚港的征服以及不断加速的工业革命、农业革命，为美国打开了一个历史机遇—— 也可能是潜在的陷阱。1848年财政部部长罗伯特·沃克（Robert Walker）注意到了这个机遇：“有赖于*近在太平洋取得的成果，亚洲突然成了我们的邻居。我们之间的平静海洋，正在邀请我们踏上一条比整个欧洲加起来都更广阔的商路。”1851年，《亨特商人杂志》（Hunt’s Merchant Magazine）警告称，美国商品已经使“我们面临一个潜在的危险：持续扩张的资本必将为自己寻求新的使用渠道”。这本杂志相信，决战将在美国与同样具有扩张倾向的英国之间发生，而其前景则十分乐观——美国将控制“整个东方贸易”。 但“天定命运”也有其暗面。随着广阔的新疆域被迅速并入领土，在蓄奴的南方与反蓄奴的北方之间，围绕谁将控制新征服的西部及其港口爆发了激烈争论。在国会通过了“1850年妥协案”（Compromise of 1850）后，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但包括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在内的许多人都担心，危机只是被掩盖了。在1850—1851年，韦伯斯特甚至通过放大与奥地利之间的一个微小问题引发了一场外交危机，以此将美国人的视线从国内的危险点引到相对不会引发分歧的国外问题上，这一点在后来也为他自己所承认。韦伯斯特长期担任辉格党领袖，而辉格党的大多数实力派成员都来自深层介入国际贸易的商业集团。在是否要将德克萨斯并入联邦的早期辩论中，韦伯斯特完美地抓住了辉格党外交政策的重点，声称一个旧金山的价值抵得上二十个德克萨斯。利用美国港口作为前往亚洲的跳板，成为韦伯斯特主义的原则。1843年，作为国务卿的他撰写了一份指南，促成了1844年**份中美贸易条约的缔结。1842年，他起草了一份声明，并由总统约翰·泰勒（John Tyler）发表。声明中表示，其他列强应当将夏威夷视为美国特殊的保留地。韦伯斯特制定了美国首项对太平洋政策和对华政策，接下来就轮到日本了。 1851年5月，韦伯斯特从即将执掌东亚舰队的约翰·H.奥里克（John H. Aulick）那里得知，送返17名日本失事船只幸存者可能会提供一个“打开对日贸易关系”的机会。国务卿指派奥里克承担这项任务。经验丰富的“亚洲通”詹姆斯·戈林（James Glynn）向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总统和奥里克提供了良策：不要像“对待比我们野蛮的人”那样对待日本人，不要陷入关于处理美国船员问题的争端，仅仅致力于达成贸易条约。不仅如此，戈林还精明地补充道，不要寻求美国独有的特权，而是要求日本向所有国家开放。 如此一来，强大的英国就有理由支持而非反对美国的主张。 1851年5月10日，韦伯斯特起草了一封菲尔莫尔总统给日本天皇的信。信里向天皇保证奥里克没有承担任何宗教任务，仅仅要求“友谊和通商”，以及美国船只在通过北方航线前往中国时所需的帮助（尤其是煤）。尤为有趣的是，韦伯斯特在信里强调了*近美国在领土扩张与技术进步方面的巨大成功： 您知道（菲尔莫尔致天皇），美利坚合众国的疆域如今已延伸到了两侧大洋；俄勒冈与加利福尼亚的广大地区也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从这些富含黄金、白银和宝石的地区，我们的轮船能够在20天内到达您治下的乐土…… 这些船必须经过您的帝国的沿岸，暴雨狂风可能使它们在岸边失事，我们请求并希望您能对我方人员施予仁慈和善意……我们希望我方人员获许与您的臣民贸易，但我们不会允许他们违反任何您的帝国的法律…… 您的帝国拥有丰富的煤矿资源，而这是我们的轮船在从加利福尼亚前往中国的途中必须用到的。 正如韦伯斯特对奥里克表述的，“接上大洋蒸汽航行链条的*后一环的时刻已经临近了”，“我们充满进取心的商人将为这一宏大链条的*后一环提供支持，而这将把全世界连为一体”。 在19世纪初，这样的梦想驱使着许多实力雄厚的美国商人向西进军，跨过太平洋。 日本国门的打开，既源于美国从事对华贸易的需要，也要归功于19世纪40年代的技术突破（尤其是蒸汽）。被韦伯斯特称为朋友的日本是一个关键，因为上帝将煤炭“深埋在日本列岛地下，以促进人类大家庭的福祉”。然而，奥里克错失了留名青史的契机。他因受到指控虐待一位巴西外交官而被菲尔莫尔撤换掉，继任者是马修·佩里准将。这位准将开始比较抗拒：他更希望能指挥美国的地中海舰队，而非再去尝试打开日本国门。佩里于1794年出生于罗得岛，在声名显赫的兄长奥利弗·哈泽德·佩里（Oliver Hazard Perry，他在1813年的一场战斗之后发表了日后著名的简短讲话：“我们遇到了敌人，他们落入了我们的手心！”）的麾下参与了1812年战争。到1837年，马修获得了晋升并指挥美国首艘蒸汽军舰。在墨西哥战争期间，他加入了对韦拉克鲁斯（Vera Cruz）的征服行动，并因而赢得了一些声望。 *后，佩里克服了对即将成为韦伯斯特对付日本的攻城槌的抵触情绪，开始进行周密的准备，尤其与对亚洲贸易兴趣浓厚的商界人物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准将还向韦伯斯特要求在任务期间获得更大的活动余地，国务卿在1852年10月去世，临终前他满足了佩里的要求。用韦伯斯特的话来说，佩里是带着“任意自由裁量之权”前往日本的，但他的行动受到其职责的严格限制。“任意自由裁量之权”包括在遭受日本人对待不幸的比德尔准将所采取的恶劣态度时使用武力的权力。 佩里的四艘军舰，“萨斯奎哈纳”（Susquehanna）号、“密西西比”（Mississippi）号、“普利茅斯”（Plymouth）号和“萨拉托加”（Saratoga）号，在到达日本之前，沿着传统的漫长航线跨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穿过印度洋，沿途经过了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上海。随后它们短暂返回了中国沿岸，*后于1853年7月驶入了江户湾（东京湾）。荷兰人向将军的政府——幕府警告称美国人即将到来，然而佩里来得如此之快，以致让日本人大为惊讶。更令人惊讶的是，站在坚船利炮之下的佩里无视日本低级官员，而坚持只与“奉行”（由将军授予特定职权的人）进行交涉。当进一步得知菲尔莫尔总统的信是写给天皇——似乎天皇、将军这两者地位平等——之时，他们的惊讶转化为近乎恐惧。7月14日，震惊的幕府决定派两位奉行去接受信件以拖延之法争取时间。他们还送去女人安抚美军，使其分心。一位美国军官记录到：“居民……以*明白无误的信号邀请我们与他们的女人上床。”历史学家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解释道，“美国人有枪，于是日本女人掀起了裙子”（在后来的1945年，同样的一幕将再次上演）。虽然转移了视线，但佩里担心日本人会一直拖延下去，直到他的淡水和食物补给消耗殆尽，如此他就不得不狼狈离开。佩里随后宣布，他将离开并前往中国，但承诺一年后会带着武装力量重新归来，以接收日本人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