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地国家史

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是著名的“人造”国家，它们的边界只是以往外交和军事活动的产物。在这一区域两端，法国和德国占领了所有能占领的土地，余下中间部分，法德双方都无法建立统治，形成了比、荷、卢三国。在某些人，例如法国前总统夏尔· 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看来，这一情况使比、荷、卢成了一种异常或多余的存在。但在19世纪低地三国的史学家眼中，这反而让比、荷、卢成了（预先）确定的幸存者。如果“边界”不是指泾渭分明的分界线，而是指相互作用、相互重叠的区域，那这块土地*恰当的称谓应是边界地区。不是说法国、德国或意大利、瑞士对这三个国家没有影响，而是虽有影响，却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完全主导这片区域。 多样性 各种类型的边界线将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分割开来。一度被法国人称为“天然边界线”的莱茵河（Rhine），穿过了荷兰的心脏地带。另外还有三条语言边界线：比利时境内的荷兰语—法语边界线、比利时和卢森堡境内的法语—德语边界线以及荷兰境内的荷兰语—弗里斯兰语（Frisian）边界线。荷兰还有一条划分天主教和新教传统主导区域的分界线。比利时的巴勒—海托赫镇（Baarle-Hertog）四面与荷兰南部省份北布拉班廷（North Brabant）为界，还与荷兰的巴勒—纳绍（Baarle-Nassau）相连，这种一个欧洲国家的某一内陆领土却在邻国境内的情况，目前非常罕见。就其语言多样、宗教交织以及地理边境地带的情况来看，低地三国与在法、德交界处另一端的瑞士颇为相似。不同的是，瑞士几乎不参与西欧的强权政治，而比、荷、卢三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强权政治的中心，它们还在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瑞士与低地国家的另一个区别在于，瑞士向来是一个松散但极其稳固的联邦国家，由各个州组成。而低地国家则趋向于彼此分裂，1815—1830年间曾有人尝试把低地国家作为一个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进行统治，却*终导致了革命与战争。令人诧异的是，任一低地国家内，都存在着省级和地区性的语言和观点的差异。甚至在面积*小、使用双语的卢森堡，也有母语是法语而非卢森堡语的人。同时，卢森堡分为西北部的林业区、东部的农业区、西南部的工业区，中心的卢森堡城则由服务业主导。 文化差异在日常接触中非常明显。荷兰人的率直会无意中冒犯他人，而比利时人的含蓄又会被误解成虚伪。比利时人会讲荷兰人抠门的笑话，而荷兰人则会调笑比利时人犯蠢。讲笑话的人会觉得有趣，因为他们都期待所讲的笑话会产生一样的恶搞效果。文化差异甚至不完全由国界限定。一国之内，比利时的佛兰德斯人（Flemings）会嘲讽林堡人（Limburgers）“乡巴佬”；荷兰人也会这样嘲笑弗里斯兰人（Frisians）。在荷兰，狂欢庆典流行于莱茵河三角洲以南的传统天主教城市，如斯海尔托亨博斯（’s-Hertogenbosch）、埃因霍温（Eindhoven）和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直到近年，这些习俗才流入更加拘谨保守的北方，带去了异域之风。 比、荷、卢除了在习俗、语言、法律、宗教方面分界不清，以及排外主义和狭隘主义的地区差别，三国的公民社会机构也呈现奇怪的分裂状态。英语史学界认为，在19世纪和20世纪，比利时和荷兰的社会机构呈“柱化”现象。柱子的形象表示社会各个部分共同支撑起屋顶，但没有一个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新教徒、天主教徒、自由—世俗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有些共产主义人士都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机构，保障其成员从出生到死亡的生活方方面面：教堂和宗教场所、政党、工会、保险联合会、储蓄银行、医院、中小学、大学、报社，有时甚至还包括广播、电视公司以及文化、音乐和体育机构。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机构的“柱化”达到顶峰，甚至大型的企业也会归属于某一教派或某个“生活—哲学”阵营。成为一名天主教徒或加尔文教徒不仅仅是信仰上的承诺；同样地，信奉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也不单单是政治选择。对某一事物的忠诚会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人们的抉择：送孩子上哪所学校，去哪家银行开设账户，在哪里办理医疗保险，加入哪一足球俱乐部或军乐队（不论他们是否在周日活动），订阅哪种报纸，甚至是去哪个商店采购。商人尚且会与和自己基本生活观念不同的人来往，而其余人则很少有机会走出生活“圈子”去参与外界的社会文化活动。 同比利时、荷兰一样，卢森堡的教会和政府之间也存在争执，但是卢森堡奉行自由主义的政治精英更愿意政府支持天主教的教育和慈善机构。而相对于其他地方的不干涉，教会精英也非常习惯于国家对他们更大力度的监督。这使得卢森堡成了更加统一的社会和政治整体。但在比利时和荷兰，各方都不愿意在原则上妥协。在比利时，受该政治因素影响，“柱化”影响着社会生活（即假设的“屋顶”）的方方面面，荷兰也一样，只是程度更小一些。诸如警察局、邮局、铁路系统里负有权责的职位，甚至是司法官员和礼仪官员的任命，都在不同的“支柱”间分配、替换。这样的现象目前尚有残留，但主要是在比利时。 比利时的分离趋势进一步加深，这点在荷兰和卢森堡并不明显。比利时已经联邦化了，许多政治和经济权力移交给了三大“领区”：讲荷兰语的佛兰德斯区（Flanders），法语的瓦隆区（Wallonia）以及官方双语（荷兰语和法语）的布鲁塞尔首都区（Brussels Capital Region）。文化政策和教育政策在三个不同语言——荷兰语、法语、德语——的“社区”间所共有。其中，佛兰德斯区和荷兰语区高度吻合，瓦隆区和法语区也高度吻合，但是德语区位于瓦隆区内，并且法语区和荷兰语区在双语的布鲁塞尔首都区均有自己的势力。这种社区上的分离，使得支撑国家的所有“支柱”，不论是政治、社会、文化或是经济机构，在每个语言社区中均有重复。不同社区间，彼此不变的刻板印象形成了严重的意识差异，甚至相互对立，这不仅体现在社会和文化上。甚至今日，一些关于“日耳曼语”种族和“罗曼语”种族的胡言乱语还可以听到，尽管听起来有理有据，但更多是虚构出来的“文化差异”。有关欧洲人态度和价值观的调查一再表明，佛兰德斯人和瓦隆人之间的相近程度超过了他们与荷兰人或者法国人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接近德国的莱茵兰人（Rhinelanders）。他们很少在身材、长相、穿着或行为上有什么分别，唯一能区分的是他们的耳朵。讲荷兰语的人也会起像法语的名字，讲法语的人也会起像荷兰语的名字。每当比利时人谈起他们的不同时，应该铭记那句格言：越是相似的，越强调差异。 除了语言的分离，基督徒和世俗主义者在信仰上的分歧更加严重，同时分裂着比利时社会。19世纪的反教权主义影响力广泛。纪律各异的共济会会所在自由党和社会党的公共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在英国人看来匪夷所思，但墨西哥人却很熟悉。在荷兰，世俗主义和宗教之间的分歧也很明显，只是没有比利时反教权主义那般激烈。此外，比利时的新教徒数量很少，少到可以忽略；而荷兰的新教徒数量却很庞大，在宗教活动中积极活跃。除了新教徒，荷兰还有一个基础坚实、组织良好的天主教群体作为少数派，他们大多数集中在莱茵河三角洲南部，但不局限于此。和所有西欧国家一样，低地三国存在已久的文化、信仰和社会特质正在慢慢消减，逐渐同化于一个范围更广、更为成熟的社会，该社会对除伊斯兰教外的任何宗教均保持中立，同时，也在寻求各种办法安置从欧洲以外涌入的大批移民。 尽管低地三国存在着教区的、地方的、民族的、语言的及信仰的分歧，但它们长期以来都是民主的、多党协商的政治典范，采用了大量机制防止各社会机构发生文化战争，缓解了社区间的紧张氛围。20世纪末，这些机制日渐式微，甚至对国家和社会的团结带来了负面影响。21世纪初，人们开始质疑这些机制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更多细节会在*后一章谈到。低地三国面临的*大威胁来自一个不断壮大的意见发声群体，他们专注于民族这个神话，多数人对未同化的移民群体抱有敌意。 水和风车 除了“人造”的国家边界之外，荷兰在另一方面也以“人造”闻名于世。其北荷兰省（North Holland）、南荷兰省（South Holland）、弗里斯兰省（Friesland）、格罗宁根省（Groningen）和弗莱福兰省（Flevoland）的大多数地区低于海平面。城市之外的主色调是大地的绿和水天一色的灰。英国诗人柯勒律治（Coleridge）在一首随笔诗中，首次记录下其荷兰之旅的印象： 水和风车，满眼的绿，绿色的岛屿；—— 杨柳垂垂，洒下一片绿荫，福泽了沼地；—— 间间农舍，似是停泊在那天空的倒影， 高耸的塔尖，将浓雾穿透—— 水啊，是那么的宽广；到处，是绿色的生机， 美好风光，尽收眼底—— 据传，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曾说过：“上帝创造了世界，但荷兰人创造了荷兰。”每当荷兰人提到祖国心生自豪时，便会反复提及这句话，但这也暴露了荷兰的缺陷。在荷兰，大自然献上了它的一臂之力。南北荷兰省和泽兰省（Zeeland）的土地之所以干燥，得益于河流和潮汐不断带来泥土形成沉积，北海岸的沙丘也是一道天然但极不可靠的屏障。海洋和河流的交汇处地势低洼，为人们带来了贸易和财富，但同时也带来了洪水频发的危险。大自然给这里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立足之地，而人类的辛勤，将这片盐沼打造成了赖以生存的家园。 很久以前，在铁器时代末期，水位的不断上升迫使人们修建人工土堤，那些延续祖辈生活留在泥炭沼地的人，双足因此可以保持干燥。罗马地理学家注意到的奇趣见闻之一是弗里斯兰人的生活。他们居住在只有退潮时才能抵达的小岛，以鱼和水边的野禽为生，而非陆地上的水果和野兽。用干燥的泥巴生火。从铁器时代晚期到中世纪盛期，成千上万个土堤堆建起来，有的是为了保护私人农庄，有的是为了保护整个村庄，还有一些成为后来城市的基础，比如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土地开垦在几个世纪里一直是沿海地区的特点。在中世纪的佛兰德斯，人们通过筑堤和排水，将海平面以下的土地变为良田，成为当时的先驱。但丁的《神曲》中描写过，沸腾的血河在地狱的第七层被一面墙阻挡，这让人想起了： ……佛兰德斯人感到不安 在布吕赫和维桑之间筑起了宽广的堤坝 唯恐海水侵入 12世纪，围堤造田的技术在荷兰已经非常普及。17世纪，随着荷兰人使用堤坝、水闸以及排干圩田的风力泵（“风车”），技术不断完善。筑堤普及后，大多数建造在房屋和花园下方的不再可用的古代堤坝被开掘，其土壤用作地势更加低洼地区的肥料。 20世纪，人类展开了对水景*关键的改造。1927—1932年，荷兰人修建了一条长达约32公里的大坝，分隔开了须德海（Zuider Zee）与北海（the North Sea）。从那时起至1968年，通过排出须德海海水，人们获得了超过16万公顷的土地，其中过半的土地组成了一个全新的省——弗莱福兰省。泽兰的“三角洲工程”启动于1953年春天一场毁灭性的洪灾之后，该工程使莱茵三角洲的大部分水域变成了淡水湖。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它不仅包括在三角洲地区筑坝，还需要调节河流上游的流量，以防解决了潮汐洪水的问题，又受到河水泛滥的威胁。20世纪60年代，原工程的预期目标出现了问题，于是计划有了修改。为了安抚渔民和环保人士的不满，一条3公里多长的拦洪坝因此而修建。它保护了东斯海尔德河（Eastern Scheldt）河口地带的海洋生物包括牡蛎和蚌群，在紧急情况下水闸可以关闭。1996年竣工的鹿特丹拦洪坝是“三角洲工程”的*高成就。在泽兰，还有一块狭长的土地被水域与荷兰主体所分开。它位于西斯海尔德（Western Scheldt）河河口以南，毗邻比利时的佛兰德斯，2003年完工的一条海底隧道将其与荷兰其他部分连接起来。这条海底隧道是荷兰20世纪*伟大的工程之一里相对普通的附加工程。因此，荷兰的工程咨询在美国重建新奥尔良防洪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人类的智慧和努力使低地国家不仅宜居，而且舒适、富足。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人尤其善于解决问题、另寻出路，简言之：让自己活得舒服。政治上，他们以妥协和合作为特点，其密切程度在其他稳定的民主国家也不多见。在低地三国中，公共空间和半公共空间的舒适度（不论是市场、门阶、公园还是庭院）与法国的宏伟和英国的老旧形成鲜明对比。关于和睦相处是人类基本驱动力的这一假设，有时会造成过于乐观的判断，认为在其他地方，人的努力也可以带来社会和谐、稳定与繁荣。在整个近现代，荷兰和比利时已在一方面或另一方面，如社会、教育、政治和农业领域，成为其他国家改革者效仿的典范。荷兰人和比利时人在引导社会冲突、信仰冲突及共产主义冲突走向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成绩斐然，激励了其他地区采取行动，但这些经验始终无法成功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