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风:2020/第二十集

怀念姑丈夏承焘先生 游汝杰 夏承焘先生是我的姑丈，也是我学术生涯的启蒙老师。 一九五六年我在温州第二中学升高中体检时，检出轻微肺结核病，虽然无症状，但也不得不休学。父母让我去杭州寄居在姑丈夏承焘家里，我的二姑妈游淑昭是夏承焘的原配夫人，他们一九二五年成婚，但一直膝下无子女，也希望有年轻的下辈亲戚为伴。那时姑丈任职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教授，家住杭州体育场馆路浙师院宿舍，有两个大房间，我住在其中一个用作客厅的房间里。常有客人来访，印象较深的是历史系瑞安人张慕骞副教授。我跟姑丈学打太极拳，有时候他也一起练。 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帮助姑妈做些家务外，主要是跟姑丈学写字和读唐诗宋词。每隔一段时间，姑丈随意在纸片上写一两首唐诗宋词，供我习字。至今我还保存有两张这样的字纸，其中一张写的是：“进退存亡，行藏用舍。小人请学樊须稼。衡门之下可栖迟，日之夕矣牛羊下。辛词。”（见图一）。这些字大都用钢笔写的，对我来说，钢笔字也更实用。用毛笔写的只有一张我珍藏至今，这是一首他自己写的绝句：“孤花未放气先秋，旧梦重温境*幽。欲写小诗仍阁笔，不成这就叫闲愁。”（见图二）。在习字的同时，姑丈教我学习唐诗宋词，其方法是讲解、答疑、背诵、吟诵（用温州话）、默写，*后还要写读书笔记，即记下讲解的内容，并写下个人的体会。姑丈说起过他少年时代背诵过除《尔雅》外的全部《四书》《五经》。因此我喜欢上了古典文学，养成了背诵、默写诗词的习惯，后来背诵和默写过的长篇诗歌有《离骚》《春江花月夜》《琵琶记》《长恨歌》等。更重要的是从此养成写读书笔记的习惯，终生受益。 在姑丈家里住了约莫一年，我回温州读高中，一九六〇年高考，因故被降格录取到杭州师范学院（今浙江师范大学前身）。当时写信给姑丈，说杭师院不理想，打算明年重新高考。姑丈回信说：“读书主要靠自己，不是靠学校。”劝我去报到。在杭师院读书的那两年，寒暑假、公共假期和周末都住在姑丈家里。我毕业后被分配到杭州江城中学教书，此后一直到姑丈一九七五年离开杭州去北京，我每逢星期天没有特别的事几乎都会去姑丈家。 我一九六〇年第二次去杭州时，姑丈一家已住杭州大学西溪道古桥宿舍。住房有三室一厅，除客厅外，有一个书房、一大一小两个卧室，我住小卧室。有客人来时，我常常帮忙泡茶。我发现有时候姑丈与来客寒暄后，即进卧室片刻，让客人在客厅稍等。我颇为不解，后来问原因，他说客人多，有些不常来，想不起他的姓名和来历，故须查阅通信录，以便应对。又说通信录是以“平水韵”为序排列的，书架上的《佩文韵府》也是按平水韵排序的。他常作诗填词，故熟悉平水韵。我是在客厅里初识郑张尚芳的，记得**次见到他时，是听他高谈阔论温州方言本字问题。至今印象很深的是，他说温州话的“火gang”（旧时中空的竹制吹火筒）和“水gang”（旧时舀水用的竹制水勺）的“gang”，写出来就是“管”字。他和姑丈从音韵学角度讨论本字问题，我只是旁听，虽然听得一知半解，但是感到很有意思。此后对语言学的兴趣越来越浓，我的志趣也渐渐从古典文学转向语言学。 我在姑丈家的休闲活动，除了间或游西湖外，主要有两项，一是周末晚上三人自带椅子、凳子去校内操场看露天电影，二是姑丈傍晚带我在去黄龙洞的路上散步。散步时会闲聊各种话题，例如往日时光、个人境遇、学问之道、学人轶事等。有一次他说他的学生中蒋礼鸿、任铭善、朱生豪是*出色的。蒋礼鸿读书专心，精通《说文解字》，窗外桃花开了都浑然不知。朱生豪兼通中英文，首次将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翻译成典雅的中文。后来姑丈把我介绍给蒋礼鸿先生，以便向他请教古汉语问题。姑丈接待亲友或来客总是和颜悦色、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儒者风范今不多见。我每次回温州老家他总是托我向父母问好，回来见面总是问父母还好吗？还曾为我介绍女朋友，年终给我零钱，用于预订次年的多种中英文报刊。 虽然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开始，我渐渐离开古典文学，走上研究语言学的道路，但是姑丈对我在学术上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后期。旧时代学科分类不像现在这样细，大学者往往兼类旁通，姑丈也懂历史、音韵，也知道语言学书，与语言学家交游。从他的平常谈话里我初次知道中国语言学大师赵元任、罗常培、吕叔湘的名字及其著作。在当时高校中文系的语言学课本《现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里是找不到他们的名字的。还有其他一大批各路大师的业绩，也是初次听他说的，例如温州籍的考古学家夏鼐、戏剧史专家王季思、画家刘旦宅等。一九七四年我曾去函王季思先生求教，喜获详细答复，回信原件今存。有一天姑丈给我看刘旦宅的扇面画，背面是他的题词，他对自己写的字不满意，说不知如何是好。不知后来有没有重画重题。有一次他带我去在孤山的浙江图书馆参观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并且借阅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此书我当年曾细读，大感兴趣，二十年后我撰写《方言与中国文化》，即受此书启发。八十年代中期语言学界有人讨论古代声调的构拟问题，我想起姑丈曾将宋代姜白石十七首词的自度曲译为工尺谱，也许乐曲的高低升降和声调相关，又查阅了《诗词朗诵谱》（杭大中文系编，油印本）中姑丈用温州话吟诵诗词的乐谱，发现乐调和声调关系密切，因而写成《宋姜白石词旁谱所见四声调形》一文。 “文革”初期姑丈作为“浙江省头号学术权威”挨批，并扫厕所，关牛棚。亲朋、好友、学生都避而远之，但我还与他保持联系。他“解放”后嘱我办两件事，一是去银行解冻存款，二是去中文系取回“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抄没的藏书。那些书被堆放在一个教室的角落里，用三轮车来回两次搬运回来。虽然书散失了一些，但姑丈还是十分高兴，特别是看到《故宫藏画选》和《明清扇面画》（书名可能记忆不确）完好无损，这两本画册封面上写有“污手勿触”四个字，可见他非常喜欢。他当场叫我从搬回的书中挑出几本喜欢的书，送给我。我要了一本《唐宋词人年谱》。他又说要送我一辆*好的自行车，叫我自己去买。我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价格是一百五十二元。当时我在杭州一中学教书，每月工资只有四十多元。他还曾告诉我，他在牛棚里每晚夜深人静时默默陆续写论词绝句，自得其乐，并书赠其中一首：“腕下银河落九天，文章放笔肯言填！楼台七宝拳椎碎，谁是词家李谪仙。”（见图三）此诗后来收入《瞿髯论词绝句》（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其中**句首两字“腕下”修改为“腕底”。 我姑妈一九七二年在温州过世，次年姑丈与第二任妻子吴闻（无闻）结为连理。我于一九七四年结婚，爱人吴文翔也是中学教师。婚前他们送我们贺词《好事近》，此词系“吴闻集句，瞿髯书”，词曰：“春色到梅梢，香雾暖生寒夕，一笑满斟芳酒。住鸳鸯湖侧，种成桃李一园花。东风共披拂，人在画楼高处。听欢声洋溢。”（见图四） 姑丈于一九七五年离开杭州，终老寓居北京。在京时他曾介绍我与吕叔湘先生认识。此后无缘晤面，只是通过几次信。我一九七八年考进复旦中文系（研究生）后，他嘱我向朱东润、张世禄和胡裕树先生问好。一九八〇年我赴京探望姑丈，他行动和思维已显迟缓，道别时送我《夏承焘词集》和《瞿髯论词绝句》两书。 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庆幸自己机缘巧合，总角闻道，耳濡目染，少年时代就树立了读书为学的人生理想。我成年之后，兴趣转向语言学，但是姑丈仍然爱护有加，助我成长，姑丈的恩泽没齿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