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

引　言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随着列强对中国侵入的深入，中国闭锁的大门被逐渐打开，在政治、经济、 思想等各个领域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为了找到一种适于生存的资源，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走上了一条向西方学习之路。自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冯桂芬的“采西学议”以来，中国“师法西方”的范围越来越大，始而技艺、器物，继则政法、思想，*后发展到对整个文化的改造。至19世纪末，甲午战争的失败更给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刺激，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骤强，是在于其成功地学习了西方，变法图强所致，而且他们又认为中国与日本同处亚洲，同文同种，情势风俗相近，易于仿行。所以，学习日本的成功经验，再通过日本来学习西方，在当时被认为是事半功倍的选择。在他们的提倡下，使得中国在“师法西方”的道路上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即走上了一条以日本为中介的“师法西方”的道路。而梁启超正是这条道路的倡导者和实行者。 梁启超（1873～1929）是我国近代史上维新运动的领袖，是*有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中国近代现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从毛泽东、陈独秀、鲁迅到胡适、郭沫若、周作人等都受到过他极深的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说，梁启超几乎影响了清末民初以后的中国。由于梁启超所处的重要位置，所以，关于梁启超的研究一直成为中外学界关心的一个焦点。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曾倡导通过日本的译著来学习西方，但是，他真正地走上治“东学”的道路，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他流亡日本后才实现的。当时，他与同门罗普在日本箱根读书，经过几个月的研索，创制出一种读日文书的方法，叫“和文汉读法”。用这种方法，梁启超声称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读懂日文。当然，梁启超所谓的读懂日文自有他自己的含意，他的着眼点并不在于知道某个单词的读音，而仅是理解日籍的内容。由于当时梁启超所读的日本书籍绝大部分都是用汉文体的日文写的，以梁启超的才能和汉学素养，于短期内大体读懂这些日籍应不成问题。当时，梁启超正是利用其“和文汉读法”来广泛阅读日本书及日译西籍，才走上了治东学的道路。而正是“东学”使他通过东籍，假途日本以了解西方，缩短了和西方的距离，拓宽了视野，“脑质为之改易”。在他流亡的十数年间，为了摄取价值观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他几乎涉足了当时日本各个流派的领域，阅读了大量日籍，其中的思想，已深入了他的思想的“知层”，经其所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等刊物向国内广泛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梁启超是在日本的土地上通过日本人的译著或著作来了解西方的，所以梁启超所接受的西方思想，是一种被“日本化”了的西方思想，因此也可以这样说，中国近代所受到的西方思想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受到了“日本化”的西方思想的影响。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大家已开始注意到上述问题，在梁启超所介绍的西方新思想和新观念乃是受到日本影响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在对梁启超具体受到日本何种流派的何等影响方面还缺乏研究。而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对思想家进行追本溯源地研究，海外学者已做出了可观的成果，仅就笔者有限所知，日本京都大学狭间直树先生所领导的五十人小组自1993年即进行着《梁启超——关于他以日本为中介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过程》课题的研究。法国的巴斯蒂先生也在进行类似方面的 研究，其论文《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就是一篇力图探索日本人吾妻兵治所著《国家论》对梁启超及中国近代所产生影响的论文。此外，还有大量的海外研究者也都在着手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并已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这样的研究，不仅对深入认识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对加深两种文化的沟通理解，以便取长补短也极具参考价值。 笔者在十余年前曾留学日本，在十年的留学生涯中曾涉猎过一些日本政治思想史方面的著作，一直想进行此方面的研究。在博士课程期间，曾得到高田昭二、滨久雄、沟口雄三、近藤邦康诸师的指导，对梁启超在日本的情况作过一些初步的探索。但由于梁启超当时所涉足的领域十分广泛，他所读过的日籍，篇帙浩瀚，加上年代既久，搜集不易，因此当时对梁启超受日本影响方面，仅开了一个头绪，未能做深入研究。两年前归国后，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博士后活动站，在耿云志师的指导下，又重新进行此课题研究。为搜集资料，又重返日本，受到古岛和雄、狭间直树、宫村治雄等先生的悉心指点，临行先生们又将所写著作与论文馈赠于我，使我能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归国后，我即独处一室，闭门著述，时正值炎夏，挥汗如雨，对照日文原著，兼取材于各书中，极为艰辛。由于课题限以时日，而梁启超所涉及日文原著又浩如烟海，以浅学如鄙人者，自思疏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但又思鄙人乃一介书生，对养育自己的祖国，无以报效，唯有不断砥砺，不断钻研而已。故虽自知驽钝，不敢自弃。当时又值家中多事，故历尽艰难，至1998年10月，方告杀青。此书虽不甚成熟，想学界诸前辈必恕鄙人之力所不逮，许鄙人之心所欲赴，若使此书能得为我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上的一块垫脚石，则鄙人一定会感到无限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