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文·历史魏玛德国:希望与悲剧

很奇怪，没过多久，我们就通过了政府办公区，穿过优雅的街道和商店，来到柏林大教堂和博物馆岛（Museum Island）——岛上有令人惊叹的古代建筑，还有其他珍贵的高雅艺术品——*后就到了具有浓厚犹太风格的谷仓区（Scheunenviertel）。犹太人在此定居，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当时的普鲁士公爵、大选帝侯（Great Elector）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向被奥地利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驱逐出境的 50个犹太人家庭提供了避难所。尽管需要缴纳特别的税收，活动也受到限制，但这些犹太人还是兴旺发达起来。从 19世纪中期开始，大批东欧的犹太人在谷仓区定居下来，挤满了这里的廉租公寓和街道。拥挤的人群和流行的意第绪语（Yiddish）使谷仓区有了鲜明的东欧风情。然而，德国犹太人在这里定居的时间更长。改革派和正统派犹太人在街头擦肩而过，东欧小贩与西装革履的商人和店主在拥挤的人群中彼此推搡着。此外，还有毛贼、妓女、赌徒和拉皮条的男人，他们从附近的亚历山大广场涌入谷仓区。对此，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同名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 Alexanderplatz）做了精彩的刻画。从这两个地方，我们轻易就能看出贝尔托·布莱希特和库尔特·魏尔创作的《三分钱歌剧》中的场景，其中混杂了乞丐、娼妓、老兵、警 察和堕落的资本家等各色人物。 从亚历山大广场走不了多远，就来到一个街区，“那里的污垢和油彩与其说掩盖了黎凡特（Levantine）工人阶级的身份，还不如说是一种彰显”。对约瑟夫·罗特这位伟大的记者和小说家来说，这似乎有些奇怪。没有任何过渡，“你发现自己突然落入一个陌生凄惨的贫民世界，这里拉货的马车轰轰驶过，汽车则是个稀罕物了”。罗特描写了这样一个非常热闹的街区，波兰儿童在街上戏耍，大人们匆匆奔走做买卖，那些衣冠楚楚、走在雅致的选帝侯路堤上都无格格不入感的先生，在这里有时会迎面撞上头戴绒帽、留着大胡子的东欧犹太人。各种各样的买卖都能在这儿达成，也许合法，也许不合法。而与此同时，旁边的角落里，一个虔诚的犹太人正在祷告。混在他们当中的，还有那些难民，那些为了逃离大屠杀，从东欧各地来到这里的犹太人。很多人打算由此继续出发，去往美国、荷兰，或巴勒斯坦。有些是从俄国的战俘营直接过来的。 在他们的眼神里，我看到了跨越千年的悲伤。那里也有女人，她们把孩子驮在后背上，就像一捆捆脏衣服。其他孩子凭着扭曲的双腿，在这个松散摇晃的世界里四处摸爬着，啃着干硬的面包皮……［难民中］只有少数是健康的年轻人……他们寄居的屋舍散发出脏衣服和泡菜的味道，还有很多人挤在一起的气味。人的身体都相互蜷缩在一起，如同火车站月台上的行李……这些人中，有个奇怪的人，他是有智慧有进取心的。他将去往纽约，在那里发家致富。 在谷仓区，犹太人聚居地的街道名听着都有些奇怪。这里曾经有普鲁士人行刑的绞架，还是普鲁士陆军马厩的所在地。在名为“龙骑兵街”（Dragonerstraße）和“ 步兵街”（Grenadierstraße）的街道两边， 男人们留着旧式的胡子，耳边垂着发辫，成群结队地缓步而行；屠夫家黑头发的女儿们迈着轻盈的步子，操着意第绪语，沿着街道走过去，又折回来。店铺和啤酒馆的墙上写着希伯来语的铭文。这些街道依然是属于自己的世界，某种属于永恒局外人的家园。这种状况的改变要等到东边新一波的人来到这里，把这些老居民（old-timers）从这里挤走。老居民们不消多久，就很好地适应了柏林的生活，心里也有了诱人的念头——搬到城市西边去。搬迁之后，他们就会尽力放弃那些与众不同的明显标记。那是一种耻辱，因为比起后来在证券交易所西装笔挺的派头，他们在谷仓区四处游荡的样子要中看得多。 谷仓区的中心是奥拉宁堡大街（Oranienburger Straße）上的新犹太会堂（New Synagogue）。如果我们愿意坐一次通勤火车，会堂的穹顶和尖塔从几公里外就能看见——对柏林的很多反犹分子来说，这是一种视觉冒犯（图 2.5）。这座犹太会堂建成于 1866 年，能容纳 3000 名信徒，正是柏林犹太人兴旺、自信的象征。同时，摩尔人（Moorish） 风格的穹顶和两个尖塔使人回想起犹太人在中东的根基，以及他们在西班牙度过的黄金时代；而那富丽堂皇的管风琴象征着犹太教改革派试图驾驭两个世界——传统犹太教世界和德国基督教社会——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我们走过一所犹太人的男校——学校里有著名启蒙时代哲学家、该校创办者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的半身雕像，以纪念他的功绩—— 一所历史短一些的犹太人女校、旧的犹太人墓地、犹太人医院和犹太人养老院。犹太教科学研究学院（Hochschule für die Wissenschaft des Judentums）是犹太教改革派的思想中心，很多德国-犹太文化的杰出人物——包括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格尔肖姆·朔勒姆和利奥·拜克（Leo Baeck）拉比——都在这里接受过训练，至少听过讲座。同奥拉宁堡大街上的新犹太会堂一样，这所学院也是犹太人的灯塔，象征着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早期他们在德国的全盛时代。20 世纪 20 年代，反犹主义抬头，一些犹太人组建了准军事防御组织。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德国的犹太人物质生活富足，社区生活不断丰富。一些犹太知识分子促成了犹太知识的复兴，另一些在魏玛时期立于艺术和思想变革的潮头，还有一些则游走斡旋于两个世界之间——一边是独特的犹太世界，一边是德国和欧洲的世俗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