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刀之夜:从魏玛共和国到第三帝国

序 国会大厦起火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正好四个星期。他以宪法规定的合法、甚至是民主的方式上台执政。前一年，他的政党通过两场选举崭露头角，在国会，即德国国民议会获得了*多的席位。在1 月底的时候，德国总统—德高望重的85岁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虽然很不愿意，但还是邀请希特勒出任总理并组建内阁。兴登堡已经给自己保留了任命关键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权力，而且让在1932 年短暂当过总理的弗朗茨·冯·巴本出任希特勒手下的副总理，这些都是交易的一部分。巴本信奉天主教，让坚定的路德会教友陆军元帅感到很不舒服，但他依然是兴登堡的门徒。 希特勒的新内阁在1 月30 日组建完成，看上去与民主体制的魏玛共和国其他任政府差不多，只不过比前一年巴本的“贵族内阁”（cabinet of barons）稍微右翼了一点。希特勒的内阁依然是一个联合政府，关键的部长职位是由执政的右翼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和保守的退伍军人组织“钢盔”（Steel Helmet）的成员出任，另外还有几个无党派人士。除了希特勒本人，纳粹党在内阁中仅仅还有两个席位：经验丰富的纳粹活动家威廉·弗利克担任德国内政部长，希特勒的得力助手赫尔曼·戈林是“不管部长”（内阁成员之一，但不具体负责某个部门）。那时候，很少有人意识到一个重要的细节：戈林也是普鲁士州的内政部长。普鲁士的疆土和人口占德国五分之三，警察的数量有五万人，警力规模相当于德国军队的一半。 对几乎所有经验丰富的观察家来说，希特勒的政治地位在1 月30 日看上去十分微弱，这是故意设计成那样的。与之前三任总理一样，他也是由兴登堡那个势力强大的小圈子推上总理职位的。他们想利用希特勒的演讲口才和追随者众多的优势，来推进自己的计划。他们知道，如果没有像希特勒那样的人在前面冲锋陷阵，那他们除了能获得选举人的微弱支持，恐怕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他们认为已经把希特勒牢牢掌控住了，其理由是内阁中有副总理冯·巴本和总统冯·兴登堡那样的人，还有一些贵族出身的政治家和高级军官。希特勒是无名鼠辈，是奥地利一个海关小职员的儿子，缺乏良好的正规教育。他在使用母语的时候都会犯语法错误。在西线战场上作战的差不多四年时间里，他从来没有晋升到下士以上的军衔。他的上级军官后来解释说，这是因为他被认为缺乏一个中士所具备的领导能力。兴登堡的身上混杂着阶级、等级观念和北德人的傲慢与偏见，在他的心目中，希特勒只是个“波西米亚下士”。没错，希特勒可以在集会时或在啤酒馆鼓动下层民众，但他不是绅士，他 不可能治国理政。 这是德国政界广泛认可的观点。“我们雇用了他，”巴本是这么描写希特勒的，“几个月之内，我们就能够把他逼入绝境。”独立的民族主义政治家戈特弗里德·特雷维拉努斯（Gottfried Treviranus）多年后写道，他认识的人都认为，希特勒“会在兴登堡、军队和宪法之间疲于奔命”。社会民主党《前进报》（Vorwärts）主编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Friedrich Stampfer）询问一位外国记者是否相信“这个咆哮如雷的家伙能够治国理政”，他还补充说，希特勒的政府*多只能支撑三个星期。马克斯·菲尔斯特（Max Fürst）是一位年轻的木匠和家具制造工，在政治上他是同情左翼的；他的室友汉斯·利滕（Hans Litten）是一位激进的律师，两年前因在柏林的法庭质问希特勒而名声远扬。菲尔斯特认为，“希特勒政府很可能不会比巴本政府坏到哪里去”。 当然，大家都知道希特勒的花言巧语和唇枪舌剑。在他的演讲中、在他的杂乱无章的回忆录《我的奋斗》中，他愤怒地声讨“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1918 年停战后在德国推行民主的那些人，只是些“十一月罪人”（November criminals），他们的和平方案是对德意志民族和英勇的德国军队的背叛。希特勒已经公开宣讲，需要发动一场战争来征服在“东方”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尤其是在*近几年，他加强了对反对派的打击。希特勒威胁说，如果掌权，他还要变本加厉。“会有人头落地”，1930 年在三个军官和纳粹分子接受预审时，他在法庭宣誓做证时这么说。 但激进的领导人掌权之后都会理性行事，难道不是吗？在政治生活中这几乎是一个普遍的做法。1933 年，在承担了十五年的政治任务之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显得苍白无力，成了1914 年战前他们自己革命运动的一个微小的缩影。他们在选民中的支持率明显下降，在全国的选票比例，已经从1919 年的39%下降到了1932 年的20%。兴登堡的内层圈子认为，让纳粹进入政府，对希特勒的政党来说，就是当年魏玛共和国对社会民主党的做法。在1933 年年初，许多德国人认同这样的设想。一位消息灵通和思维敏锐的观察员，对于希特勒当选总理后**次演讲时的谦逊态度很是惊讶，他感到纳闷：“与之前拉选票的希特勒相比，当上了总理的希特勒是不是有了不同的想法？” 然而，希特勒才当了几个星期总理，人们的担忧就更甚于对上届巴本政府的了。暴力行动增多了，而且新政府招募的纳粹冲锋队员大量进入了警察机构，反对派的报纸和政治活动报道被关闭了，其他政党要开展活动变得越来越困难。但真正改变进程的是国会纵火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