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大丽娃档案丛书朱经农校长与光华大学/华东师大丽娃档案丛书

我所认识的朱经农先生[ 原载《王云五全集20——谈往事；访英日记；纪旧游；纪事诗存》，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3月，127-135页。] 世之以教育家见称者，或从事教学，造就人才；或研究教育，耽心作述；或主持行政，推行教育，各有专务，自成一家，其以一身而兼数者，毕生交互从事于此数者，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全面教育家，亡友朱经农实当之而无愧。 经农自二十岁始献身于教育，迄逝世之年六十有五，其间四十五年，无时不直接间接与我国教育攸关，其对于教育研究，教育实施，教育行政与夫教育著作，互此四十五年无时或辍；致力之勤，成绩之优，方面之广，范围之远，就余所知，国内尚不多见。天假以年，其造诣定随年事与经验循几何级数以增进。今不幸于本年三月与世长辞，此岂仅我国教育界之莫大损失，亦世界教育界之损失也。 余识经农于民国前五年，其时经农甫二十岁，因留学日本遭日人之不平待遇，与同学数百人集体归国在上海自办学校，定名为中国公学，初时除向外界延聘教员外，学校行政悉就同学中互选分任。未几以同学中意见不一，别组中国新公学，经农膺选为教育干事，一面协同办理学校行政，一面按照课程听讲。时余甫十有九龄，受聘为英文教员，经农遂与余由短期之师生关系，进而形成四十余年生死不渝之友谊。越一岁，经农以**班毕业，新旧两公学复合，余与经农同任教于中国公学，由同学进而同事，以迄于共和建国之前夕。此数年问，余授英文，经农授算学，均以循循善诱，获诸同学之好感，而经农于授课之余，兼任学校一部分之行政，此不仅表现其干办之才，且在学校多头政治之下应付裕如，人缘极佳，盖其待人以诚，无往而不受欢迎也。 辛亥革命起，余与经农同辍教参加。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余任职总统府与教育部，经农则助宋钝初先生。及政府仍迁故都，余与经农分别随蔡孑民、宋钝初两先生北上，分别任职于教育部与农林部，虽相与复聚于一地，然任事之机关非一也。未几余以公余任民主报馆外撰述，每周撰文二三篇；经农则任馆内编辑，每夕到馆工作；于是等实际上又共事于同一机构矣。此一共事之机会持续至民国二年冬，袁世凯叛国，封闭民主报馆，枪杀社长仇蕴之日为止。时余以在馆外撰述，文稿皆用笔名；经农则不住馆中，且任职于政府，可资掩护，遂得免于难。 民国二年余先后脱离教部及报馆，仅在北平国民大学嗣改称中国公学大学部者任教；经农则转任工商部之职以其余暇为私立**女子中学校任教，虽纯尽义务，而其诲人不倦之精神，知者无不敬佩。次年熊秉三先生筹办国煤油矿，设编译股，纂译有关油矿参考资料；经农为秉老内侄，不自为谋，而力荐余以教课余暇主持该股译事，无须按时到值，月获津贴百元，以视油矿经理处其经费由美国方面开支者相去至远。经农颇为余不平，而余则以子为委吏乘田，犹肯尽职，余何人斯，敢视同闲散？因是大半年来，辄以半日到值，伏案译一油矿专籍，日二三言，以篇幅繁多，尚未脱稿，成绩亦无从表现也。会中美合办延长油矿渐成议，由美方拟定契约草案及其汉文译本达于油矿经理处；又以美方代表远来商洽，不便久留，建议从速提交内阁会议，已定期矣。时经理处之主办对外涉者为魏易（冲叔）、董显光、熊崇志三君，皆以英文能手著称；而冲叔尤长于译事，与林琴南合译说部丛书百十种，脍炙人口。三君审阅原稿及译文后，因译文出自上海某律师事务所译员手笔，估屈聱牙，不可卒读。尤难解，认为必须重新翻译。顾全文字数不下三万，为期又迫，而法律条文句读特长，要非对法律及中英文字兼有研者不办。冲叔夙治文学，法律非所素习，遂??谦不肯执笔；董、熊二君尤逊谢不惶。事达于秉老，正踌躇间为经农侧闻，力荐余任其事。秉老颇犹豫，而冲叔毅然赞其议，即日访余于寓所，出示原文，丐余重为翻泽，并言限迫，后日下午须提会议，是重译期间仅限于一昼夜。余略一展读，勉允次日晚膳前缴译稿。冲叔辞出，余即开始作，从当日下午五时起，夜间仅睡三小时，迄次日午后三时，计实际工作二十小时，而成稿二万六千余字，通读过，匆匆持诣冲叔；返寓后．提前晚膳即就寝。次晨起床，经农旋至，首向余道喜，而其自身欢喜若狂，有如童之天真。盖余自昨日缴稿后，自分责任已尽，不复萦怀．且倦极睡酣，一切几忘怀；然在另一方面，油矿经理处诸则恐时间稍纵即逝，立时核阅译稿，并拟以永夜付缮写。初时秉老与其顾问某君，觉余所译酷似中国法律条文，疑出自创意多于翻泽；及冲叔等核对原文，认为无懈可击，始释然，复愕然。是夜经农守候熊宅，急余之所不急，有如秀才候榜；*后秉老语经农，以大半年来不知余之能沟通中英文若此，致委屈多时；自即日起，当使余受经理处魏君等之同一待遇，每月三百五十元，并嘱经农先致意，翌日午后会议毕，将亲来余寓道歉忱。经农得此信，欣喜有胜于身受，其为余言，自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喜信以来，此为*快心之一事。其对余之挚爱有如此者，迄今三十有八年，此一印像，历久犹新。在今日仍欲得一挚友如经农者，将安求之？ 民国三年，经农之事业起一重大转变，而与其毕生之成就攸关。事因教育部改各国留学生监督处为经理处，新派驻美经理员严某为经农同乡，年少而资历浅，幸侥获斯席；其下设书记员一人，位卑薪薄；时经农方居荐任部职，为达其赴美半工半读，以谋深造之志愿，不惜降格任此。抵美后，严某官架甚足，除公事外，私人函件，亦令经农工楷缮写。经农虽辛苦甚，然除于致余函中偶露真相外，无时不勤慎从公；而以其余暇就读于华盛顿大学教育系，三四年间，先后得教育学士及硕士学位。我国学生在美留学，以凭本国大学毕业资格而入毕业学院研究者，较凭中学毕业资格而入本科肄业者为轻松。经农未尝毕业国内大学，只能入本科；幸其成绩优良，并经中国公学大学部证明其在业余选修之大学科目，故得以二年修毕本科功课，再历一年，得硕士学位；均名列前茅。方拟续修博士学业，终以家累及其他原因提前返国，而在返国之前，已受聘为国立北京大学教育教授，为时约在民国七八年之交。 其后二三年，即民国十年，余就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受事伊始，即谋以人才充实编译所，于是国内各部门之一流人才多在礼罗中；以余对经农相知之深，与经农之精研教育而夙富编译经验，当然早在罗致之列。只以北大靳而不舍，延至十二年始克来馆任事。经农在编译所中初任哲学教育部部长，继兼国文部部长，而后者为多年因袭之名称，实际上为主编小学各科教本之部门。经农因此项职务关系，乃兼任商务印书馆附设之尚公小学校校长，并曾努力使成一试验学校。经农在编译所任职至民十七年，为期约四年，其完成之主要工作为主编全部之新学制小学教科书，并续竞余于民十一年发起编译之教育大词典。后者在我国单科词典中，取材之丰富，编制之精审，迄今犹首屈一指也。至对于其他之编辑计画，或创意，或赞助，所以裨益余之工作者亦多。在余与经农睽离八九年后，再度共事，其愉快自不待言。 民国十七年国民革命军完成统一大业，定都南京。大上海市随而建设，其市教育局长掌握全国**大都市的教育，当局认为舍经农莫属，浼之再三，义不可却，但以经农对余之关系，情或难辞；于是向余关说，许经农暂离商务，改长该局而为全市教育造福者，踵相接。结果卒如所请，经农遂首次进于教育行政之领域。以上海市教育行政之繁重，经农处之裕如，且不愿放弃实际的教育工作，仍兼若干私立大学讲座，一如其在商务编译所者然。 经农对教育行政的效绩已著其端，于是向之钦佩其为名教授，名作家者，自是不得不承认其兼具行政的长才。及蔡孑民先生筹办大学院，乃任经农为普通教育处处长，主管全国中小学教育行政。嗣大学院改组，析置中央研究院及教育部，由蔡先生及蒋梦麟先生分长之。经农留教部，初为普通司司长，继升任常务次长，遂得以其在一市所设施者推而及于全国。民二十一年秋始转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历十年以上，对于一堡一小学，一镇一中心小学之原则，执行至为彻底，普及教育，厥功甚伟，湘人士成能道之。民二十六年八月后，中日战事延至上海，余不得不为商务印书馆策内迁，先期以一部分机器运达长沙，购地备建工厂。是年十月余躬自来此，留月余，与经农时相把晤。其后长沙大火，商务新厂全毁，余更随政府迁渝市。彼时中央大学易长，校长一席由今总统蒋公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暂兼任，而调经农为教育长；以蒋公之一日万机，校事自多由经农主持，如是者约历一年，内外翕然。此为经农掌国立*高学府行政之始，然在民十六至二十年间，经农先后兼任光华大学副校长，中国公学副校长，专任齐鲁大学校长，是则经农之主持私立大学行政固远在其前矣。中公为经农母校，入民国改为大学，中经多故，迭次易长，纠纷亦时起，然其间*安定之时期莫如胡适之之长该校与经农之副长该校任内，此固师生所共同称道者也。 经农以调任中大职，致脱离其在第二故乡之长期教育行政；然中大教育长之任固因蒋公兼长校政而特设，及蒋公辞兼任，经农亦坚辞，遂转任教育部政务次长，以迄于胜利还都以后。经农时以久任教育行政，颇思得当从事著述，以复返于学术生涯。会余于复员后为国府主席蒋公坚邀入阁，义不可却，于是留渝期内可藉口商务责任无从交卸，不克献身于国者，至此无可藉口，遂摆脱商务；然于放弃多年关系之事业时，曾允负物色适当继任者之道义责任。自余从政后，一年以来商务总经理之职仍属暂代。余以经农既倦于从政，而于商务有旧关系，就其研究及著作之经验，继余而任商务总经理兼编审部部长，实*适宜；于是一面为经农与商务董事会居间周旋，一面以国府主席蒋公对经农倚畀正殷，或未允听其脱离，遂于三十六年夏余奉召赴牯岭时，面为陈情，幸荷俯纳。经农遂得于三十六年秋正式接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之职，而仿余旧例，仍兼任编审部部长。经农之治理商务印书馆，视余之对各部门无不过问者异其趣。馆中要务实分编审、生产、营业三大部门；经农除躬自主持编审部外，其他二部门则委托两协理全权主政，经农仅操其大政方针。因是，得以其余暇兼任私立光华大学校长，每周并授课若干时；是无异同时主教育行政、教育实施与教育著作矣。其受任于商务之初，首就余于抗战时期在重庆编印之中学生文库扩而充之，编为新中学文库，以为复员后各中等学校之补充读物，并为沦陷多年之地区学校供给健全的精神食粮；同时更主编新小学文库，大体与余在战前主编之小学生文库相若，而取材则适应时代。故就编印书籍言，其**年之成绩殊可观。第二年以后，由于共党之势焰日张，商务董事会的左倾与投机分子渐抬头，总管理处又搀入不稳分子，董事会主席张菊生先生遂渐受共党同路人包围，以经农为国民党员，颇加抑制，致措施渐难如意。经农素不愿与人争，于是对于商务的出版计画不免渐趋消极，而稍稍偏重于光华大学。光华自经农主持以来，虽以私立而限于经费，然学风校誉日有进展。甚至民国三十七年以后，上海各中等以上学校由于共党职业学生的煽动，纠纷时起，光华因经农注重功课之设施，大多数学生不得不埋首功课，少数煽动分子毕竟难施伎俩，闻一度风潮已酝酿至*高度，终以经农平素为学生爱戴，晓以大义，听者动容，幸告宁靖。经农尝语余，彼不畏学生，独畏工人；故对于学潮不难平息，对于工潮将无从措手。此却真话。盖以其多年讲学办学，深知学生心理，事前可以防范，事发亦可劝导感动，较诸平素漠不相关之工人，其应付自较顺手。 经农在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后期，情绪颇苦闷，屡欲辞职，专任光华大学事；自认对此较有办法，于人于己亦较有益，曾为余一再言之。会三十七年冬国际文教联合会集会于巴黎，政府当局未暇出席，遂以经农为首席代表与会，会期及往返不逾两月，经农拟乘此机缘，重游美国，计期约半年始归。于是决辞商务之职。事前曾与余熟商。余以时局愈危急，今后之商务印书馆面临对日抗战时更严重之局势，经农如欲行使总经理之职权，挽将倒之狂澜，而不惮与异己者破裂，藉以维持商务一线之自由命脉，则此时似不宜远行；若为独善其身，免陷于不尴不尬之局，则乘此辞职，亦无不可。余意颇倾向于前者，而经农则以对商务关系不深，又谦称魄力不及余，无力与反对者抗，遂决采第二办法而辞职。结果，经农甫向商务董事会言辞，即被接受；经农因是更作久留国外，从事写作研究的计划。自文教会闭幕，即转道赴美，与其两子文长、文华相处，闭户读书著作，以一年之时日，成英文中国教育思想史一书，拟觅出版家印行而未果。当以旅费将罄，不得不出而就业，以维生计；于是自民三十九年秋，赴康州应哈特福神学院之聘，任中国史哲讲席，而与其一年相处之两子分别，独居于该院宿舍中。本年三月九日致书其次子文华，谓著作颇顺利，因需收集若干资料，春假将往华府国会图书馆读书，道出巴城，当来一晤云。是日工作如常，晓餐时谈笑亦如常，餐后返卧室，至九时半突然轻敲邻室之门请为召一医生，此邻室之美国学生即出召驻校护士．并电邀校外医生；另一菲律滨学生则偕经农返室，随侍在侧。数分钟内护士赶到，经农已渐不辨识，延至十时半逝世，医师到达业已过迟，无能为力矣。因病起仓卒，并无遗嘱，其子检视日记，见本年二月十七日所记者有如左之一段： 我为同盟会员，民元转入国民党，对党始终如一。党当政时，我只守党纪，不争党权。党失败时，流离颠沛，决不背党。国民革命初步成功，十七年国府成立，余因党的关系，舍学从政，浮沉二十余年，至今思之，实为重大牺牲。倘以二十余年光阴从事学术研究，埋头著述，则今日成就决不止此。从政二十余年，所做建设工作，均被战事摧毁。至今回思，一场空梦。今年老力哀，虽欲从事著述，精力不逮，奈何？ 以上短短一段文字，已足为经农自述的概略。其*后数语，感慨年力就衰；然其雄心实未稍懈。据文长函述经农在美生活及逝世情形，谓其抵美之初，不自满于业已精通之英日文，及曾经入门之德法文，遂赴市肆购取德文、法文会话唱片，不时收听。临终之夕，一卷在傍，眼镜置于书上，至死犹在进修，犹在工作也。 经农旅美后，与余常通信，中多愤世忧国之言。今春余自香港迁居台湾，抵台后于一月五日曾去一函，久未得复，方深疑讶。及其去世后数日，文长始得一月廿四日经农复余之函，因误书住址而为邮局退还者。文长为使其先人“致其终身好友*后之遗札得以到达”，与报丧之长函一并寄余。此为余所接经农之*后手札，而千差万错竟于逝世后始达余手也。余为表示经农愤世忧困之诫，初拟照录原函于此，终以某种关系，目前尚非其时，考虑再三，乃暂保留。 然而斯函内容，似已将一位教育家导至教育的领域以外矣。实则教育目的在为国家与人群增进幸福。真正的教育家固不能漠视国家与人群也。惟其如此，故经农身在教育，而心不忘国家与人群。其忠党爱国之情，于上举之日记及致余*后手札中，昭然若揭。而就余所知，可为补充者，尚有左列数事： 一、民国初年任民主报编辑时，所撰社论无不提倡真正民主政制，以反对袁世凯当国时的独裁。 二、民十二年至十七年任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时，对社会公益慈善诸事业，无不积极参加提倡；于教会工作尤为热心。 三、两次任国民大会代表时，对于宪法的制定多所主张，对于其他讨论亦无不热烈发言。制宪国大集会时，因劳苦备甚，致胃溃疡突发，几不治；余每日赴病榻省视，无不以会场讨论及其结果见询，一若忘其自身之病苦，只以不能出席发言为苦者。 经农在任何公共团体或集会中常发生领导的或动人的作用；其原因为具有明敏的分析力与动人的口才。在会议中经农颇喜发言，而发言多能中肯，但亦有因其发言过多而嫉视或起反感者。经农与余无话不淡，间亦不免互为标榜，谓余非必要时不发言，言必中肯；而其自评则为言亦多中肯，但因发言过多，惹人嫉忌，表决时或致失败。是语似为公允的自我批评；然自余视之，经农之发言，庄重而和蔼，绝少偏激，纵然发言稍多，以其态度之诚挚而无丝毫之轻率，即有反感，亦微不足道也。本年五月在台北市各界为经农举行之追悼会中，某君致辞称经农赋性和蔼，而与人论是非，则词严义正，不稍假借，识者亦多能谅之；可谓公平之论。 经农具有领袖人物的种种条件——公而忘私的精神，明敏的头脑，动人的口才，组织的能力，丰富的常识，法律的观念……但彼自谦为缺乏魄力，并时时以此一条件之具备称道余。余殊不敢为自身估值，但经农之所自短者，殆亦其对政治上无野心，甚至对教育行政亦不愿久居冲要，而欲返于研究与著述之途欤。 我国社会之洪炉，固可造就多方面的人材，却因此而使本可自成一家之人材不克竞其志愿。正如经农在日记中所表述者，“倘以二十余年光阴，从事学术研究，埋头著述，则今日成就决不止此。”及经农受哈特福学院之聘，一面研究，一面讲学，以其过去数十年之研究与经验，假以十年，则对于中外古今教育思想之沟通与发展，所成就者岂止一年来所完成而未付刊之一卷册，其所造福者亦宁止于一二国家？ 经农关于教育之著作，除专书数种已由商务印书馆刊行外，其单篇论著分载于国内各种期刊者不可胜计，然处今日之乱世，从事搜集，殊不可能。非然者，集其数十年发表之论著，分析其对于教育的主张，敢信其对于思想上当有不少的贡献。我国学人本学然后知不足之义，所著专书每多持重，述而不作；其创意与心得往往发表于单篇论著；此种风气，亦弥漫于西方学人之间。兹篇之作，仅能就经农对于我国教育的表面事功述其梗概，至其对于教育的内在主张，由于资料与时间并感困难，不能不对我老友深致歉忱，而只能期诸未来时日者也。 （四十年九月十六日脱稿，在谈教育中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