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影集:新见唐代道士碑志疑义举例

引子——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几桩老新闻
1971年，故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展出两件据传1959年出土于新疆若羌县米兰古城的手抄汉字文书。抄本内容为白居易的《卖炭翁》和另外带有鲜明“阶级情怀”和“民族情谊”的三首短诗，抄手署名回纥“坎曼尔”。次年，郭沫若撰写的论文《〈坎曼尔诗笺〉试探》发表在权威刊物《文物》上。尽管张政烺一早就怀疑此文书端非真品，但郭沫若的推波助澜和出土如此“革命”的古文书的特殊时代背景，足以使这两件存在疑问的诗笺不受遏制地得到全民追捧。于是，所谓《坎曼尔诗笺》开始入选多种唐诗选集和唐诗补编，并为中小学课本所接纳，甚至一度成为高考题目。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张政烺当年的质疑重新得到学界重视。于是，萧之兴、杨镰等人再次展开文本审查工作，其中杨镰在严肃考辨的基础上，甚至找到《坎曼尔诗笺》的伪造人之一，获得其签署的口供材料。令人震惊的是，伪造者并非以营利为目的民间文物商人和制赝行家，而是正经八百的官方人士——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中的L先生和S先生。在1980年萧之兴正式开启辨伪工作后，依旧有钱伯泉等学者撰文讨论这一材料的历史价值，并以之为据解释西北史地问题。而尽管杨镰1991年的辨伪工作已臻极致，但对这两件抄本的讨论却仍未盖棺定论。同年，新疆当地学者高嵩和郭平梁分别发表论文，反驳杨镰观点。杨镰被迫回应，于1994年又发长文予以驳斥。前有张政烺、萧之兴，后有杨镰的详细辩证，《坎曼尔诗笺》系当代伪品似已铁证如山，至此相关讨论当可尘埃落定。但世事变换，人间之事往往既不遵常理，又不讲道理。2000年，新疆某报社学者竟又撰文反驳杨镰观点，呼吁采用高科技手段重证《坎曼尔诗笺》真伪。然此时学界已有公论，高科技重验的呼声虽高，但石沉大海无人理会的结果却也分外尴尬，《坎曼尔诗笺》系出伪造一案终究没有翻身。 2008年6月4日注定是个不平凡的日子，清华大学的一场宴会也注定要成为载入史册的饭局。据日后回忆称，当日，清华大学校党委书记陈希等校领导，宴请新引进资深学者傅璇琮夫妇，由杨振宁夫妇、李学勤夫妇等著名学者作陪。席间李学勤提及2006年开始便有香港人在出售一批来历不明的竹简，疑为新近盗墓所获之物，“如果是真的，那就是司马迁也没有看过的典籍”。紧接着，在校领导的支持下，李学勤与李均明亲自赴港，与香港当地学者一同确定这批竹简的真伪及价值。接着，在清华大学校友赵伟慷慨出资的帮助下，清华大学*终获得这批竹简。同年7月15日，这批总计2388枚的战国简运至清华大学。8月，清华大学通过决定，成立“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李学勤教授担任中心主任。经过一番准备，10月14日，清华大学召开“清华大学所藏竹简鉴定会”，邀请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上海博物馆、荆州博物馆的11位学者对这些竹简的真伪进行鉴定，*终得出持肯定态度的《鉴定意见》。当年12月，清华大学又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无字残简做碳14鉴定，经树轮校正测定这批竹简的时代当在公元前305±30年。清华大学对这批竹简可靠性的考察不可谓不细致用心，随着清华简可靠性的确定，相关研究成果于2009年4月13日、20日、27日在《光明日报·国学版》逐渐刊布，然而随即便迎来一轮质疑风潮。2009年5月5日，《光明日报》刊发姜广辉文章，文中对新刊布的清华简《保训》提出质疑，指出10条可疑之处，怀疑清华简是高手所造之赝品。王连龙等人很快又在《光明日报》发表论文，回应姜广辉的质疑。针对王连龙等人的回应，姜广辉继续撰文，更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除却继续坚持《保训》带有疑点外，还进一步指出《古文尚书》的造伪早已是当今学界人所共知之事，但此伪书竟然能影响千年未被识破，直至阎若璩（1636—1704年）考辨方才定案。今日造伪技术早已十分高超，高科技、高投入、高水平“人才”入伙造伪团队制作高端赝品亦不无可能，因此不论如何都需要对清华简持审慎态度，对之进行反复鉴定，以免重蹈《伪古文尚书》的覆辙。客观地说，各持真伪之说的双方，所发表的意见都有一定道理，尤其姜广辉第二次发声时表达的意见更值得学界普遍关注，因此对清华简真伪的严肃而激烈的讨论有理由再持续一段时间。然而，有关清华简的鉴定问题在此之后很快就在公开层面消失，一些零散出现、不绝如缕的质疑声音也逐渐被当作耳旁风。姜广辉、杜勇、房德邻等人的质疑声音，在公开刊布的清华简“历史”中几乎被彻底抹去。2018年11月，《文汇报》报道的清华大学“纪念清华简入藏暨中心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对清华简出世以来10年间的主要历程给以回顾，其中完全不见任何有关这场引起海内外学界广泛关注的争论信息。此后留下的或许只有“清华简安大简绝非伪简”这样的结论性意见。“安大简”指安徽大学收藏之战国竹简，这批竹简来历也成问题，真伪同样引起讨论。引文截取麦笛文章标题，见其《为什么说清华简安大简绝非伪简——浅谈简牍的辨伪》，《中华读书报》2019年12月4日。清华简的真伪并不是这里所需评判的问题，笔者所关注的更在于确定其真伪的整个过程。以围绕清华简的这场争论为例便可发现，非考古所出、来历不明的材料必须要接受反复的质疑和检讨，才可能成为史料而被付诸使用。充满热情、好大喜功的失智行为很可能落入有心人精心布置的陷阱。从这个角度而言，姜广辉等学者的质疑是清华简“成立”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不论他们提出的疑点是否都确凿无疑，但其严肃的学术态度和敢为人先的精神都值得敬佩。即使*终所有人都接受清华简确属真品无疑，曾经的质疑意见从另外方向所作出的贡献也不容随意抹杀与遗忘。 与清华简从*开始的一片高歌，到受到质疑，再到反复论证，*终获得国内学界及官方普遍认可相比，浙大简的情况便没有那么幸运了。紧接着清华简的购入，2009年浙江大学也从境外购买了一批总计124枚（拼合后数字）的楚简，但这批以《左传》为主的楚简却引起不少质疑声音。2012年4月24日，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曹锦炎先生推出大作《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举办首发仪式，刊布图版及整理成果，书中指出这批竹简已经历专家鉴定和碳14检测，时代当在公元前340年左右。然而，邢文接踵而至的质疑立即就将浙大简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光明日报》在5月28日和6月4日，连续刊发邢文《浙大藏简辨伪》上、下两篇文章，文章分别从形制、内容、书法等多个方面质疑浙大简为今人制造的赝品，同时指出浙大简的碳14检测存在未公布树轮校正等问题。随后曹锦炎发表论文予以回击，号称“浙大楚简，毋庸置疑”！仅就文章来看，曹锦炎的言论似乎未能抚平邢文论文掀起的波澜，而邢文随之而来的又一番质疑使浙大简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以至曹锦炎和刘绍刚等人只得再次撰文，强硬宣称浙大简真实可靠。自此之后，有关浙大简真伪的风波逐渐平息，但这并不代表浙大简已被接受为真品。2014年，西南大学张显成指导的陈燕硕士论文，便详细指出浙大楚简文字字形与既有楚简不符的问题。于是天平再次向伪造一端倾侧。查“知网”等学术引擎可知，时至今日依旧罕闻有学者使用浙大简来论述先秦文化和古典传统。因此，尽管浙大简到底是真是假仍没有一个官方的定论，但在文史圈子里似乎也已经不再是扑朔迷离的问题了。 时间跳跃到眼前，2019年12月25日，文物出版社与深圳望野博物馆举办新书发布会，刊布出一方引发学界热议的唐代墓志，即“朝臣备”（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书丹《李训墓志》。(图4)据澎湃新闻报道，此方墓志原流散于古董市场，后为某“书法爱好者”私人收藏，2013年由望野博物馆征集入藏。该博物馆馆长阎焱耗时数年对此墓志进行考索，完成《日本国朝臣备书丹褚思光撰鸿胪寺承李训墓志考》一书。（图5）此方墓志一经刊布，便引起国内学界震动，对日本方面也产生一些影响，据传荣新江、气贺泽保规、拜根兴等著名唐史专家对这一发现及研究成果表示肯定。然而，随着这方墓志及相关信息为人所知，一些其他意见也迅速在各类平台上出现。这些意见*早开始围绕“朝臣备”是不是“吉备真备”的问题进行讨论，而后立即便过渡到这方墓志是真是赝这一根本问题的辨析。《李训墓志》真伪之争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对海上丝绸之路、中外交流的学术研究突然间迎来一个高潮，而在高潮中恰巧出现这么“应景”的文物既令人感动、震惊，又不免令人怀疑其中是否有什么猫儿腻——尤其是考虑到《李训墓志》来源不详，而中州一带制造唐代墓志早已是非常成熟的产业。在这次还未画上句号的讨论中，望野博物馆方面自然坚定宣称、反复维护《李训墓志》的真实性，而其他不少学者则表达了相反的意见，其中辛德勇教授的直言不讳引起了较大的轰动效应。自2019年12月底至2020年1月，辛德勇本人除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辛德勇自述”中多次表达意见，更是于2020年1月11日在三联韬奋书店举办专题讲座《由“打虎武松”看“日本国朝臣备”的真假》。辛德勇在讲座中非常全面地对《李训墓志》的各种疑点和由此可能引发的问题做出讨论，详细介绍其坚持《李训墓志》端为赝品的依据。讲座之后，辛德勇在公众号“辛德勇自述”又发表了几次意见，延续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风格，前前后后提出多条辨伪线索，颇能引人深思。辛德勇的一系列辨伪工作之所以能引起轰动效应，在于其本人是极其著名的版本学、古文献学、历史学专家，此前也做过不少文献辨伪工作，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而其文章和讲座，又以理服人，条理清晰，并不自恃权威身份而呼喝左右。在辛德勇发表意见前后，其他一些学者也在各种平台表达观点，其中既有支持辛德勇的文章，又有逐条反驳辛德勇辨伪论据的新论。太史政（胡耀飞）在2020年1月24日整理出的《己亥腊月〈李训墓志〉讨论汇编》集中汇总了这些材料，并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欲知详情，可着重参考。或许是危及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夺走了太多的关注——毕竟生死之外都是小事，自2020年1月底开始，有关《李训墓志》的争论较此前平静了不少。然而，讨论声音的逐渐平息，不代表有关这方具备极高历史价值、符合当代需要的墓志的真假问题，已经得出具备公信度的定论。然而，就在国内疫情防治情况刚刚稳定的6月中旬，深圳望野博物馆与松山湖望野博物馆以《李训墓志》为中心，联合西北大学博物馆、陕西华夏古代艺术博物馆、洛阳华夏文房文化博物馆等，推出特展“踏波东来——遣唐使的回忆，朝臣备的大唐世界”（图6）。但在《李训墓志》本身真假都还有疑问的情况下，举办这样的展览恐怕多少有点操之过急。倘若《李训墓志》确属真品倒还无妨，若将来某一天有确凿证据显示此墓志着实存在问题，这影响恐怕就真不好说了…… 类似的事件，在近几十年间时常出现。根据简帛、碑刻、书籍、卷子等各个专业领域的情况来看，新见材料中混有赝品的情况实在不算罕见，对新见材料表示质疑应是文献和历史研究的起手步骤和题中之义。以上几个远远近近的“新闻”，均涉及新见材料的辨伪和证真工作。从这些例子中不难发现，对待非考古发现、传承不明、来历不详的材料理所当然地要经历一番质疑。在逐步验证和解答质疑的过程中，一些新见材料的可靠性得到确认，其学术价值、细节意义由此得以凸显，而另一些材料的伪造特征却变得越来越明显，继而为学术研究所排斥。因此，质疑和验证本来应该作为新见材料成立的必要环节，这一点已在很多领域中达成共识，但在另外一些与历史、文献多少还有点隔阂的交叉领域里却仍未形成自觉，比如有待进一步充实的道教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