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述闻:京城会馆

安徽会馆的前世今生 戴逸 有清一代，北京前门外会馆林立。会馆分为两类，一类是行业会馆，由工商业者集资建造，作为聚会、议事、祀神、酬酢的场所；另一类是同乡会馆，由同省或同县人建立，作为同乡人联络情谊、借宿、集会、观剧、娱乐的地方。北京是国家的首都，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各地的官宦、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络绎往来，车水马龙，上至达官名流，下至寒士、工商业者，大多来会馆驻足。据说在全盛时期，北京的会馆多达400多个。安徽会馆位于今琉璃厂西南，是其中建成较晚、规模*大的一个，极具代表性，是北京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民国以来，安徽会馆被各个单位或居民长期占用，年久失修，已破烂不堪。现在正鸠工兴作，不日将首先恢复其中路的戏楼，再现当年巍峨崇闳的外观。 清咸丰朝以前，北京只有安徽各县的会馆，规模较狭小，而无安徽全省的大型会馆。自从李鸿章率领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以后，安徽籍人以军功得富贵者甚众，冠盖塞途，簪缨满朝。在京的安徽籍达官贵人们倡议兴修安徽会馆，推举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湖广总督李瀚章弟兄主持其事。于是集资醵金，大兴土木，1871年（清同治十年）安徽会馆落成，耗银二万八千两，李鸿章撰写了碑记。安徽会馆的建立标志着晚清淮系政治势力的崛起，它成为淮系文武官僚在北京的活动大本营。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势力极大，盘踞在晚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重要岗位上，举足轻重。梁启超曾为李鸿章作传，书名题为《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梁甚至以晚清40年历史与李的个人传记等量齐观，可见李鸿章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地位，梁启超还说“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出入安徽会馆的都是李鸿章的亲信部曲，当时政、军、实业界之头面人物，故此会馆之建筑富丽堂皇，气宇轩昂，为京师之冠。之后，安徽会馆又与戊戌变法中的维新派结下不解之缘。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梁启超为鼓吹变法，在北京创设《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选登“阁抄”，译录新闻，介绍西方国家情况并及自然科学知识，报社即设在安徽会馆内，此报对宣传改革、开通风气有重要作用。故康有为说：“报开两月，舆论渐明，初则骇之，继亦渐知新法之益。”（《康南海自编年谱》）不久，康有为创立强学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个改革派的政治团体，其宗旨是：联络人才，鼓吹和推动改革。北京强学会的会址亦在安徽会馆内。民国初年，在段祺瑞执政时期，鉴于当时呼吁实行地方自治的民意“如潮流之不可逆”（《北洋政府内务部档》），由国会酝酿恢复地方自治。安徽会馆又成为旅京同乡讨论自治制度的地点。因此，安徽会馆既象征近代政治舞台上地方势力淮系集团的兴起，又是戊戌变法前维新志士办报纸、设学会、发动改革的活动场所，亦是北洋皖系势力的大本营。清末民初，安徽籍的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如李鸿章、孙家鼐、张树声、吴长庆、刘瑞芬、周馥、胡燏芬、蒯光典、吴汝纶、江朝宗、姜桂题、段祺瑞、徐树铮、倪嗣冲、孙毓筠、柏文蔚、胡适等都在会馆留下了活动的记录。故安徽会馆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意义。 安徽会馆的前身是著名的后孙公园，系清初官吏孙承泽的别业。孙颇著文名，交游甚广，他所著《天府广记》与《春明梦余录》均著称于世。他在别业中款待、宴接过清初许多名人，如顾炎武、谈迁、吴梅村、龚鼎孳、陈其年、朱彝尊、徐乾学、顾贞观、王士稹，或有题诗，或曾记事。后来，著名剧作家洪昇作《长生殿》传奇，誉满京都。该剧曾在后孙公园上演，演出适逢皇后之丧，触犯忌讳，遭弹劾，洪异与诗人赵执信等50余人被除名，此为戏曲史上之重要掌故。后孙公园中经常有清代学者、文士的踪迹，姜宸英、查慎行、彭维新、沈云椒、翁方纲、孙星衍、李慈铭等或曾在此居住，或曾在此雅聚吟诗。总之，有清一代，后孙公园及安徽会馆中，政治家、学者、诗人，此往彼来，涛起云移，堪称文士荟萃、人杰地灵，极一代之盛。 北京原来的众多会馆，今星移物换，大多湮没无闻，难以寻觅其踪影。而面积*大、名声*高、极有文物价值的安徽会馆，巍然尚存，鲁殿灵光，劫余硕果，弥足珍贵。北京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首，自应将此文物古迹保护下来。北京著名的历史文物专家王灿炽先生编纂成《北京安徽会馆志稿》八卷，具陈建馆始末，备列房舍、经费、规章、人物及馆中之古物、石刻，条分缕析，原原本本，俾后人知安徽会馆兴衰之历史与当年园林、馆舍之盛况。灿炽先生学问渊博，极有识力，所辑志稿，丰赡翔实，后人游此会馆，读此志稿，既能了解会馆之沧桑变迁，亦可窥知清代政治文化史的某些侧面。 写于2005年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清史研究所原所长 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