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杂剧史

　　《中国杂剧史（前海戏曲研究丛书第二辑）》：　　王实甫的代表作为《西厢记》杂剧，它以进步的思想性和精湛的艺术性压倒群芳，成为元人杂剧和中国古典戏剧中一株*鲜艳的奇葩，永存于艺坛中，增辉于人间。　　《西厢记》的本事，来源于唐代诗人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叙述唐德宗贞元年间，在山西蒲州普救寺发生的崔莺莺与张生恋爱而遭遗弃的悲剧。小说中的张生是一个卑鄙、龌龊、自私的小人，他*初贪图崔莺莺的美色，海誓山盟，极力追求她，诱骗到手，后来又随便加以遗弃，而且大骂莺莺是“尤物”“妖孽”，并把自己玩弄女性、背信弃义的行为，说成是能够“忍情”和“善补过者”，想借此推卸自己的罪责。这种行为不仅薄幸残酷，亦卑鄙无耻。这正表现了封建士大夫阶层的虚伪本质。此中的莺莺虽是一位叛逆女性，她为追求爱情，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樊篱，以贵族少女的身份于夜半主动与张生私合，但在许多方面她又表现软弱无力，甚至在她心目中亦认为与张生私合“不合法”，“有自献之羞”，她不敢严正地向张生遗弃她的行为加以责难，而只是一味衷恳，希望他能够始终成全。她只有怨，没有恨，这正是她封建家庭和社会教养带给她的局限性。元稹虽然很有才气，诗文名重于时，但他本人品行就不端，为了向上爬，不惜巴结宦官俱文珍排挤裴度，令人齿冷，在他的笔下不可能有什么高尚的情趣。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指出，元稹的传奇，“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在《莺莺传》问世之后，唐代诗人李绅在《莺莺歌》中，宋代诗人秦观在咏莺莺的《调笑令》中，均未涉及什么“尤物”“善补过”之类的谬论，毛滂在《调笑转踏》中还表现了同情莺莺遭遇的进步倾向，不满意“薄情少年”张生的负义行为，而他的朋友赵令畴在《商调蝶恋花词》（又作《蝶恋花鼓子词》）中，则更明显地对元稹的谬说表示异议，认为“弃掷前欢”，背离“盟言”，使“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是一种缺憾。据宋代周密《武林旧事》载，宋代有官本杂剧《莺莺六幺》，表演崔莺莺与张君瑞的故事；明代徐渭《南词叙录》“宋元旧篇”录《莺莺西厢记》戏文，亦衍此事。宋代市井文学特盛，说话人的瓦肆，遍布于大、中、小商业发达或商品较为流通的城市，据宋代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载有《张公子遇崔莺莺》话本名目。当时社会上喜欢听书的人，主要来自城市里的商人、手工业者、小吏、士兵和市井小贩、闲人，这些中下层人的欣赏趣味和判断是非的标准，自然与元稹之流的士林阶层迥然不同，而这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许多倡优女子亦能“调说大略”，她们从自身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深痛感受出发，对原有的故事结局提出许多针锋相对的看法，促使这个故事发生新的转化。活动于金章宗时代的下层文人董解元，采纳了广大市井阶层中人的批评意见，并吸收了勾栏、瓦肆里说唱俗文学中的优秀成果，以进步的、民主的思想创作了《西厢掐弹词》，或作《弦索西厢》，又称《董西厢》o据《玉茗堂钞本董西厢》中柳村居士《跋》云：董解元“名朗，金泰和时人”。山西永济普济寺附近堡则村，多姓董，至今流传董解元事，值得研究。《董西厢》是现存三种诸宫调中*完整、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高的一种。它是一种有说有唱而以唱为主的文艺形式，说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宫调，在艺术形式上对元人杂剧的产生有较大影响。《董西厢》改变了《莺莺传》中的一个根本性情节，它以莺莺和张生“美满团圆，还都上任”，代替了《莺莺传》中悲剧性的结局，热情歌颂了他们由私恋而结成婚姻的叛逆行为。在他笔下，张生由原先“始乱之，终弃之”的负心汉，变为始终爱莺莺，并以他特有的书生气质向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勇敢斗争的挚情质厚青年人，闪耀出动人的光彩。而莺莺，亦由原先被侮辱、被损害的弱者，变成封建社会叛逆的女性，她敢爱，亦敢怨，果敢地追求光明和幸福的人生。在《莺莺传》里，红娘不过是个普通的稍微多事的丫鬟，性格、形象都不明朗，董解元却**个赋予她爱憎分明、见义勇为的性格，使她成为尔后中国古典戏剧中*聪明、正直、可爱的女性。董解元的这些创造性改动，给这本来灰暗的故事注入新的血液，使之获得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