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的世界:对国际体系、中国及全球发展的思考

　　《转型的世界：对国际体系、中国及全球发展的思考》：　　皮特备忘录成为维也纳会议上的英国外交战略蓝图，并促成了神圣同盟的建立。会上，欧洲各主要大国通过结合领土变化与政治举措，恢复了和平局面，并为此增加了新的规范和制度维度。这种方式的规范性重点是“欧洲公法”要素，是在20世纪得到深入发展的现代集体安全概念的关键。在两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无法想象倘若欧洲没有密织法律网络，即前述“欧洲公法的综合体系”——也是现代欧洲和平与安宁的可靠保证，欧洲是否还存在。　　同样的规范性理念激发了20世纪全球集体安全体系的构建。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惨痛代价使政治领导人确信“集体安全”理念是构筑和平条约的核心，并扩大国际法的范围作为“争赛方式”（使用马基雅维利所做的一种表述）。1919年签订的《国际联盟盟约》提出了一系列新规范和新制度。这一新体系将仲裁和裁决作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途径，整个设计源自法律思维。这并不奇怪，因为它的主要缔造者——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是一位杰出的宪法教授。这位伟大领袖为此做出的卓越贡献足以获得全世界的由衷感激。　　同时，我们也有必要了解与“国际政治中规范性思想和法律途径的局限性”有关的历史教训。国际联盟过度依赖法律规范和制度，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没有（鉴于历史条件，可能无法）结合另外两个关键要素——力量均势和一个共同价值观平台。这两个因素对旨在维护和平的国际机构的成败至关重要，国际联盟的解体非常清楚地验证了这一点。　　事实上，联合国作为国际联盟的继任者在这方面的表现要好许多。《联合国宪章》非常成功地结合了力量均势。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设计及其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具有充分的历史意义——这一点已得到证实。联合国还提供了一个共同价值观的广泛平台：它包含对“视和平为*高价值”的内在承诺。在这种承诺之下，旨在促进和保护人权的综合法律制度得到逐步发展。虽然这种法律制度尚不完善，但它仍然要比早期历史上已知的其他人类价值观体系先进得多。　　联合国的建设发展历程漫长而艰辛。安全理事会在冷战的四十年中似乎陷入瘫痪，彼时《联合国宪章》本身的充分性受到质疑。不过，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的前10年，在这段几乎跨越了整整一代人的时期中，安全理事会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联合国宪章》缔造者的预期，这应被视为历史性的成功。　　联合国系统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工作也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始于《联合国宪章》中对人权的初步规定。其中关键的发展是在1948年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国家的共同成就标准……”　　有时存在这样的观点，即“鉴于世界上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和人类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人权实际上不能成为共同价值观的平台”。　　这种批评合乎情理，引发了大众对人权的持续热议。不过，应当理解的是，制定《世界人权宣言》的*初目的不是为了主宰，而是源于对“建立一面强大的防火墙来对抗死灰复燃的压迫”的希冀——压迫是引燃二战的主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