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丛书长问西东--中西丛书

对于往事的中国记述 ——作为一种文化的历史学 （一） 让我们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谈起。作为一个“爱智者”，他虽然淡化了其老师柏拉图对于诗人的愤怒与轻蔑，却仍在这本书中排出了“哲学强于文学、文学强于史学”的知识等级序列。 所以，如果我们还保有对于异在文明的敏感，尚未被近代以来的西方冲击所全然同化，那么我们就不妨说，在古希腊的文化发展历程中，之所以有传统上所谓的“文学年代”和“哲学年代”等等，其底层的原因就在于，文学、哲学和史学各科，一直都在相争与角力。 然而这种情况，对于同样处在“轴心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却完全是不可想象的。无论如何，史家在中国文明中的地位，显然都是相对更高的、和不受争议的；而他们所代表的那种知识类型，也是所有学者都必须具备的。 由此，也就想到了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相对主义”，——无论她的具体论点如何受到学术史的洗汰，然而她那种富含平等精神的方法革新，都从未显得过时。 而从这样的立场革新出发，我们就可以推导出，对于处于不同“文化模式”的人类部落而言，“记述往事”这样一件文化工作，尽管从来都属不可缺少，但其意义也是不可通分的，而它们经由源头流过来的河床，也是大相径庭的。 就中国的与西方的不同史家传统而言，简要一点儿说，它们一个是来自《尚书》和孔夫子、司马迁和司马光，另一个则是来自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吉本和兰克。 那么与此相应，虽然同样都在记述往事，然而文化记忆这件事本身，在中国文明的结构中，却是由具有不同地位的社会精英所承担的，由此它的地位也要显赫得多，和被看重得多。 对于这一点，即使到了中国文明已在解体的时代，我们也还能从早期清华国学院的教师构成中看出来，——它那举世闻名的“五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虽然其知识面都非常渊博，但其中为主的都还是以史学名家的。 （二） 尽管在运用像“文学”、“哲学”这类产生于文明间的“洋泾浜术语”时，需要特别小心，因为如今被视作“文学”的、代表着礼乐精神的《诗经》，在当年的语境下更应被说成是“经学”，不过，我们眼下可以姑且假设一下，如果在古代中国确实有过类乎“文学”和“史学”的精神样态的话，那么，对应着古希腊的从“迷索思”向“逻格斯”的过渡、或者对应着它从“文学年代”向“哲学年代”的过渡，在中国这边的相应知识类型分化或发展，就应当是孟子所说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写作《春秋》之前，神州就没有对于往事的记述了，相反，这种工作在此前也是由来已久的。——比如，李泽厚就曾撰文认为，当时的史官这个职业，是从再往前的巫师那里演化而来的。 但无论如何，儒家当时对于历史叙事的突出的道德关切，却开辟了记述往事的新型流派乃至主流流派，从而决定性地构成了中国史学的主要底色。 正是基于它的高蹈于众的地位，我们才能领悟到，为什么孔子又会说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事实上，正如我以前撰文论述过的，孔子这里所使用的、和“野”相对的那“史”字，首先都不是在描摹某种状态，而是在刻画某种社会分工。 这也就意味着，“史”这个字在这里指称的，当然不会是能写出《春秋》的“良史”，而是在此之前已然普遍堕落的、正分工掌管着文书的“祝史”，或者被孔子所深度厌恶的、只会“巧言令色”的“佞史”。对于这种社会的分化，章学诚的表述虽然不同，但也有大致仿佛的论述： 三代以上之为史，与三代以下之为史，其同异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成书易，则文胜质矣。取材难，则伪乱真矣。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间世一出，补偏救弊，惫且不支。非后人学识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尚书》之教绝，其势不得不然也。 由此可知，虽然此前早已有了这方面的从业者，但由《春秋》所代表的史学革新，仍然是非常关键的转折。——无论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说法，是否确实是于史有征的，总之都因其演成了儒家的标准说法，所以至少在后世的沿革中，对于中国的史学起到了关键的型塑作用。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会顺势看到，对于道义和价值的深切关怀，对于人物品行的评判臧否，对于历史责任的牢牢铭记，也就贯穿始终地成为这种独特史学的典型特征。 （三） 进一步说，既然是“《诗》亡然后《春秋》作”，那么进行“作《春秋》”这样的积极主体活动，也就获得了其先入为主的目的和动机。——也就是说，人们记述、提醒和评论往事的基本目的，不可动摇地在于修正和扳回此后的历史轨迹，使之逐渐返回到那个足以产生“思无邪”的《诗经》的淳厚年代，这也就是所谓有着“王者之迹”的“三代”。 对于这一点，如果那些有考古癖的还原主义者，此刻又想科学地来“古史辨”一把，那是根本没有用武之地的。——就算这个理想化的“三代”，是被前人虚拟地幻想出来的，然而对于后人来说，他们对于“三代”的不断热心怀想，却也是现实存在和确凿无疑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不妨说，实则此后的中国历史，就是在以一种“向后回溯”的表面形式，来独特地展开其向前的展望，和开辟其发展的路径。——它很有理由地认为，要是没有对于原初人类生活状态的理想假设，也就失去了让后世复归于此的说服力。 由此，就可以顺便澄清一个由来已久的误解了。自从中西文化在近代碰撞以来，人们便一直循着“种加属差”的定义规则，来寻找某种导致中国“落后”的肇因，——而这样一来，跟没有“悲剧”的文体大体相同，人们也一直在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荷马式的“史诗”文体，而深深地引以为耻。 有意思的是，大概正是为了洗雪这种“国耻”，还专门在这么一个现时代，利用位于中国境内的边远西藏，以现代手段发明了举世*长的中国史诗——《格萨尔王》。可惜，大概除了有意发明它的人和不得不努力校对它的人，它已经长到了不可卒读的程度。 然而，如果把思想解放一下，反而可以转而悟到，不再依靠盲诗人的集体传唱来记述往事，正说明古代中国早在往事记述方面，有了更加个性化的、从而更加发达的写作方式，——也正是这一点，才使得史学在中国社会的权重更大。 这种尊重史学的文化心理，作为一种**的文化修养，当然也同样传递给了后来的统治者，对此只要看看范祖禹的《帝学》，就可以获得笃定的了解。而由此就更反过来保障了，中国历代史官的高尚地位，从来都跟西方历史学家的地位完全不同。 我们再看看素为历代士夫所重的官修正史，再回想一下它的俨然编修过程，也同样可以知道，这种把对于往事的记述看得“惟此为大”的传统，的确是一直在中国文明的进程中传递和延续了下来。 另一方面，正由于有了“《诗》亡然后《春秋》作”的道义起点，有了圣人训诫的耳提面命，又使得中国的那些史家们，即使身在官场甚至宫中，也仍然相当程度地保留了“秉笔直书”的史德，——在这方面，正如人们所长期熟知和传诵的，出现过许多非常感人的英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