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治村

尾　声　乡土变革时代 风从浙里来，风从乡村来。 行走在浙江生机勃发的乡村田野上，到处可见鲜花盛开，绿色铺陈；到处都是山清水秀，春意盎然。 一颗颗闪耀的珍珠，串联起散落在浙江大地的美丽乡村。它们万紫千红，如诗如画，点缀于浙江的青山绿水之中；它们宜居宜业，生态文明，成为社会主义新时代农村建设的典范。 多年来，浙江在“八八战略” 指引下，协调推进平安浙江、法治浙江与新农村建设，尤其是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中，走出了一条创新融合的新路径。如今的浙江乡村，一户一风景，村村有法宝，一大批乡村治理的经验做法，为推动农村安定有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怎样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探索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创新的有效途径，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如何让“三治融合”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这驱使我把目光投向广阔的农村大地，在变革的乡村寻找前沿的苗头现象，通过不同的典型案例，去解读浙江乡村治理的密码。 一 “三治融合” 创新是乡村治理的新路径。 在写作《大国治村》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作为一个有六十万个乡村，八亿农民的大国应该如何治村？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基层的农民们不乏创新意识，他们的探索努力，为大国治村提出了新路径，回应了当下中国面临的诸多重大而迫切的乡村治理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行方案。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 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毛泽东同志说过，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无论是初期革命还是建设改革，都是从农村发起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是从农村发轫的，广袤的农村土地为乡村变革提供了施展的舞台。邓小平同志曾强调：“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进入新时代，如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到２０３５年， “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２１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新的规划。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广大农村的治理。村庄是中国农村*基层的细胞，是县域、省域、国域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如何现代化治村成为我们必须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郡县治， 天下安。” 作为一个农业型大国， 乡村社会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变革也是国家规划性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追溯到清末新政肇始， 农村基层治理百余年的实践，基层治理体制不断地变换，中国一直在探寻治理策略的选择和治理技术的创新，摸索乡村治理制度变革的一般规律。 县域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而乡村治理又是县域治理的末梢。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在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上还存在着许多现实的问题和挑战。近年来，中国农村基层治理不乏创新之举，尤其是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 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深入采访中，我看到了几个典范式的村庄创造的乡村治理模式，为构建乡村治理的中国模式提供了可借鉴、复制和推广的重要经验。 “三治融合” 创新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治理格局。它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理三者的有机统一，既顺利推进了农村法治化进程，又维护了乡村社会的稳定和谐。 “三治融合” 创新成为一种充满柔性和韧性的治理力量。自治这种组织制度，它的成长既需要通过不断强化农民认同的合法性机制，培育和完善自我规则化机制，以形成制度化的社会自治能力。法治， 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村庄，都是如此。德治历来为国人所推崇，在“三治融合” 中重构乡土文化秩序，也一定会焕发出熠熠光芒，再现其“至德要道”的暖暖之意。 二 乡野调查能带给我们什么呢？ 我在写作《大国治村》的过程中，把蹲点采访作为一次乡野调查，企图从中总结出一份关于农村治理的观察报告，也是一次从乡村微观角度探寻、解码“三治融合” 创新的尝试。有一段时间，我在农家吃住，每次少则待三五天，多则住十多天，采访了上百名农村干部和普通百姓，感受当下农村的深刻变化，了解村民们的生活状况，甚至是他们的喜怒哀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从“强起来”到“美起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中国农民在经济富庶以后，更关注的是人的生活、人的精神追求，更关注的是乡村治理、乡村发展。 谈到基层社会治理，我还是想回过头来再谈谈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学者郑也夫在一篇文章中说：“费的根据出自一个小时空，而《乡土中国》虽为小书， 却意在概括一个大时空的特征。书名即可证明。乡土当为中国空间之大半；作者未设定时限，就是说他要概括漫长历史中延续、积淀成的乡土社会特征。内容更可证明：差序格局、礼治、无讼、长老、名实分离，均为大时空的乡土社会的特征之概括。不幸，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江村的那个小时空中文字与教育的衰微，未必反映大时空的特征。” 尽管时空飞跃，时代变革，但费孝通对研究乡土中国提出的许多的命题，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他在１９３６年所写的《江村经济》是对某个村庄方方面面生活的事实勾画，时隔十年以后，他的《乡土中国》则是对传统社会秩序的融会贯通的理论思考。 弗思（Ｆｉｒｔｈ） 是*早赏识《江村经济》的一位教授。他说：“我想，社会人类学者可以做出*具价值的贡献或许依然就是这种微型社会学。” 郑也夫用大象的某个局部和社会的某个局部作比拟。单纯从象牙、象尾，不可能认识大象。而文化在时间上先于每个在世的个体，从空间上传播到广阔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导致一个局部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总体， 虽然子文化和小传统也决定不了局部， 不可能完全地反映总体。他指出，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共性与个性。他认为，因为对于体量巨大的事物难以把握深入的理解，几乎必然来自可以把握的局部，特别是在迄今为止大数据的威力还未全面释放的社会历史中。《乡土中国》的论述则是对社会总体的把握，整合出局部的共性，这使乡野调查得到了升华。 因此，我在创作《大国治村》的过程中，把武义县后陈村、永康市塘里村、东阳市花园村、杭州市淳安县下姜村和临安区上田村作为乡野调查的一个个点，深入采访这些村的历史、人文、传统和变迁， 通过这些村的风貌，了解中国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困境和现状。我把它作为微型社会学去调查、研究、认识，进一步理解中国农村社会当前基层治理新的不同的路径。 尽管， 我所记录的这几个村庄和当年费孝通调查的江村一样，不能代表中国所有的农村，但它们确是乡土变革时代的典型，或者说类型、模式。中国许多农村的自然条件、社会结构和所具有的传统文化，都和这几个村基本相同，所以这几个村固然不能代表中国全部的农村，但不失为乡土变革时代的参照，可以为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不同的路径。 武义县村务监督制度从一个小村的大胆创新，上升为国家法治的一项制度后，又形成浙江省级标准发布执行，*终使“后陈经验” 成为一套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和标准，主要包括适用范围、组织建设、监督实施、效能评价等五个方面，对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与基本要求、人员的产生与退出、场所与制度建设等进行明确界定，对监督内容、工作方式和履职保障等进行明确规范。标准详细阐述了村务决策监督的流程与要求、村务公开监督的流程与要求、村集体“三资” 管理监督、村工程建设项目监督等方面。《村务监督工作规范》打好了基层治理的标准基础。武义县把“三治融合” “*多跑一次” 等向村级延伸， 逐步铺开乡村治理标准体系建设。目前， 已建立《村级公益性草坪生态公墓建设与管理规范》《农村集体资金支付非现金结算工作规范》等五个标准， 开展标准体系运行评估，在全县域推广实施。为了推进标准有效实施，武义县配套出台《关于推进村务监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的实施意见》，让专业俗语变得接地气，提出二十条老百姓看得懂、干部做得到、实践好操作的标准。武义县计划在２０２０ 年底实现“两百四零” 目标：“两百” 即村务公开规范率１００％，村务监督委员会范率１００％；“四零”是指打造一批“四零” 示范村，即农村党员干部行使公权力“零违纪”、村务事项“零上访”、工程建设“零投诉”、不合规支出“零入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