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都文化的前世今生

五度为都的福州，是福建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域，自古以来就是福建的首府，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有着独具地域特征的文化模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两千两百多年的建城史，形成自己相对稳定的形态。福州以历代福建省首府的特殊历史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对全省的引领和辐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所形成的以福州为核心地区的独具地域特色的闽都文化，其外延文化所及已远远超出福州十邑。从历史上看，闽都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主要在两个历史时期：一个是在宋代，开闽学先河，承理学南传、成理学重镇。另一个是在近代，禁烟拉开中国近代史序幕，《瀛环志略》迎来中国社会启蒙时代，《天演论》开启中华民族心智，从闽都走出大批救国救世的民族精英和文化巨匠，成为引领中国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文化先驱，进而推动中国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本文就此作粗浅探析。一、闽都文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区域文化中国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地域广阔，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和历史发展过程，孕育出不同的区域文化，进而形成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区域文化既反映一个区域特定的历史文化，也张扬着一个区域的人文精神。考古界认定：黄帝为代表的黄河文明的中心，形成了酋邦王国；北方出现以燕山地区的红山文化为代表的文明中心，那里发现大型的坛、庙、冢和金字塔式的巨型建筑；东方出现以河姆渡为代表的文明中心，包括萧山跨湖桥文化遗址出现的中华**舟；西南方出现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巴蜀文明中心；东南方出现以昙石山文化为代表的七闽文明中心，作为先秦七闽部落的联盟，闽方国有着自己光辉灿烂的文明。（一）闽族文化模式———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壳丘头和昙石山的贝丘文化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是由多区域多元文化构成的一个整体，它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区域为主体，其周边又有许多与之相联系的文化圈。东南沿海地区，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出现了以壳丘头文化（距今５５００—６５００年）和昙石山文化（距今４０００—５５００年）为代表的、独具海洋特征的闽族文化圈，这里是闽文化的摇篮，也是福州文化的源头。“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１］福州属亚热带、热带潮湿季风气候，雨量充沛，海岸线较长，海边岛屿港湾交叉，陆上沙网如织，山地丘陵连绵纵横。特殊的地理自然环境，决定了福州远古先民从山林、海洋中获取生活资源，并逐渐形成以壳丘头文化和昙石山“贝丘文化”为代表的福州地域海洋特征的史前文化。由于海坛岛四周环海，福州盆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地理环境，限制了壳丘头文化和昙石山文化与内陆其他新石器时代地区的文化交流，地处沿海的壳丘头和昙石山闽族先民只能选择以海洋为主的向外发展。作为闽文化发源地的壳丘头文化和昙石山文化，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这种关系首先表现在生产工具和生活器具的发展变化上，尤其是陶器的组合和形态*为明显。他们的生产工具都以小型石锛为主，器形极为相似，区别的只是前者打磨粗糙，制作不精；后者通体磨光，制作精细。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利用海生牡蛎制作生产工具，这种称为贝耜或贝铲的生产工具，无论是器物形态还是制作技法，都如出一辙。他们都属“贝丘文化”，成为商周以后发展起来的闽越文化的主要渊源，壳丘头文化和昙石山文化先民是商周时代闽族人的直系祖先。他们建立的闽方国臣属于商周，并承担着朝贡、觐见、供隶、执役的义务。《周礼》载：“司隶，掌五隶之法”“掌帅四翟之隶”，所属“闽隶掌役畜，养鸟，而阜蕃教扰之”［２］。这里说的是司寇下属的司隶，掌管四翟五隶，分别根据各方国选送的奴隶的技艺专长，为王朝服役执事。其中闽隶负责豢养牲畜和鸟，并教鸟听懂人的语言，使之供人使唤。这里清楚表明闽方国与周王朝的臣属关系。《尚书》记载，西周时闽方国向周王朝进贡，他们“沿于江、海，达于淮、泗”［３］。先秦时代，海洋交通条件极差，人们靠的是“刳木为舟”，但他们仍能沿江出海北上，经过山东半岛进入长江，再经淮河、泗水到达中原王都。说明闽族已有非常丰富的航海经验。（二）闽越族文化模式———融闽、越两族的兼具内陆性和海洋性的文化昙石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遗骸，从体质人类学研究来看当属南亚型的蒙古人种和澳大利亚型的尼格罗人种的混合。这就是闽族人的祖先。《春秋集览》云：“越人居闽地，故并称闽越地。”朱维干《闽越的建国及北迁》中也说：“闽是福建的土著，越则是由会稽南来的客族。”［４］“闽”*早见于《周礼》的《夏官》《秋官》，其中就有关于“七闽”的记载。这就是说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闽作为一个方国，已出现于中国东南方。“闽”的存在比“越”更早，只是闽中封闭，所以见诸史书上的记载比较缺乏。闽越文化虽以闽越两族文化为主体，但也渗入他族文化。公元前５９０—前５６０年，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共王，已“抚有蛮夷，奄征南海”［５］。此时楚国势力就已渐入闽中，也带来了楚族文化。春秋时期，吴欲争霸中原，必先征服越国，以除后方威胁；越欲北进中原，亦必先征服吴才无障碍，因而吴越战争不断。公元前５４４年（吴王余祭四年，周景王元年），吴与楚战，为免后患，派兵伐越。公元前５１０年（周敬王十年，吴王阖闾五年）“夏，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６］。两次吴伐越的战争，吴军侵占了越国很多地方，迫使部分于越族人逃入七闽，与闽族人相处。公元前４９４年，吴王夫差在越国夫椒之地打败越王勾践的军队，重兵围困越都会稽，勾践被迫“请为臣，妻为妾”。越国败亡，大批于越族（越族的另一支）人南逃入闽。福州于山就因于越人聚居而得名。公元前３３４年，越王勾践六世孙无疆出兵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７］勾践子孙纷纷流落海滨之地，其中一支进入福建境内，他们为闽族带来了越族文化。战国末期，出现了以无诸为首领的闽越贵族，在闽中建立的闽越国；以摇为首领的于越贵族，在原属闽族的东瓯（浙南瓯江）地区，建立的东瓯（东海）国；以织为首领的于越贵族，在闽、粤、赣交界之处建立的南海国。“楚威王灭越，今浙、闽之地尽属楚，两广亦隶焉。”［８］随着楚国势力深入闽中，也不断渗入楚族文化。今天闽侯庄边山就出土有战国楚墓遗址。越王勾践七世孙无诸在闽中发展势力，自立为闽越王，在福州北郊新店修筑小土城，统治闽中之地。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去无诸及摇的王位，皆封为君长。当陈胜、吴广起义时，无诸率闽越军起兵反秦。闽越兵攻析、郦，战蓝田，入武关。秦亡后，楚汉战争爆发，无诸又率兵辅佐刘邦击败项羽，为汉王朝的建立作出贡献。汉高祖五年（前２０２），刘邦“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９］。汉惠帝三年（前１９２），复封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今温州）。无诸与汉廷保持和睦关系，吸收中原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闽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无诸及其后裔统治９２年，使闽越文化在福州地区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从春秋战国到汉武帝时期，形成了闽越族人创造出的闽越文化。不论是闽族还是越族，他们都是滨海民族，都与海洋发生密切的关系。于越族发祥于浙江流域和杭州湾一带，闽族发祥于闽江流域和闽江口福州湾一带。《山海经》载：“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１０］闽方国向周王朝进贡，他们“沿于江、海，达于淮、泗”［１１］。而闽在海中的地域环境，造就了“闽越悍”［１２］的海洋性格，故能佐汉击楚建功立业。《越绝书》载：越王勾践曾派“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１３］，从南路海道北上进攻齐国琅琊。越国有强大的海军，一种称为大翼的战舰能载乘“战士二十六人，棹（手）五十人，舳舻（手）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各）四人，吏、仆、射长各一人”，连同船长“凡九十一人”［１４］。可见闽方国和越国都是海上强国。闽越两族相融的闽越文化是一种体现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的文化，体现兼具内陆性和海洋性的文化特征，是福建历史文化发展的一座高峰。越人入闽，带来先进的经济技术、政治组织和强大的军事力量，打破了闽族几千年封闭的局面，以习相近*终融合、改造了闽族和闽方国社会，创造出战国末年至西汉初期百余年闽越国崛起、鼎盛的局面。闽越文化是我国秦汉时期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文化，从衡量文化内涵的重要标志陶器来看，闽越文化与先秦闽族文化有明显的传承关系，而与秦汉时期的中原文化以及周边百越民族其他分支却有明显的区别，但还是能从中寻觅到中原文化、百越民族其他分支文化的元素。在这些文化元素的背后，我们看到秦汉时期的闽越国，具有相对富庶的闽越族经济、桀骜不驯的闽越族性格，并开始张扬着与中原主流文化不协调的声音，试图恢复战国末年的闽越国辖地，于是开始了北击东瓯、南击南粤的复兴运动，新一轮的开疆拓土融合了周边其他族群文化，进而成为东南强国。战争在破坏社会的同时，也推动着文明的进步。由于与汉廷的分庭抗礼，闽越国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终结了它的历史使命。（三）闽都文化模式———融闽越、中原文化为一体的包容性的创新文化闽都文化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是一种以闽越文化与中原文化为主体，融合、吸纳其他区域、其他族群乃至海外文化的模式。这种模式的提出，是基于与其他文化模式相比较而言。如与山东齐鲁文化、山西三晋文化、江浙吴越文化、广东岭南文化、河北燕赵文化、湖北荆楚文化、四川巴蜀文化等地域文化相比较而言。闽都文化模式的产生、发展、形成上自秦汉下至近代。如上所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闽越国，设闽中郡；废无诸王号，降为君长，同时开始加强对闽中思想与文化的控制。秦末无诸率闽越军佐汉击楚，汉高祖刘邦“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无诸后裔郢和余善先后叛汉，汉武帝派军入闽中，闽越国亡。鉴于“闽越悍”［１５］且“数反复”［１６］，于是，汉廷就把大量闽越族人迁徙到今天浙江北部和安徽、江西等境内，又把中原罪犯流放到闽中来，客观上起到促进各民族的融合和闽越族的汉化。后来，一部分躲避迁徙逃进深山的闽越族人，又返回故土重建家园。汉昭帝始元二年（前８５），汉廷将它立为冶县，隶属会稽郡。冶县是汉朝在福建推行郡县制建立的**个县份，县治在福州。后汉建安八年（２０３），冶县被析为侯官（今福州）、建安（今建瓯）、汉兴（今浦城）、南平、建平（今建阳）五县。汉之后有东吴开发福建、西晋“永嘉南渡”，“中原板荡，衣冠入闽”，再后来几朝末代皇族入闽、元朝蒙古族人和色目人入闽、清朝满族人入闽，以及从唐代的“海夷日窟”“市井十洲人”到近代的“五口通商”。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给福州带来了中原文化和族别、域别及海外文化，*后融合成多姿多彩的闽都文化。史书记载，自汉以后，闽越人与入闽中原人有三次大融合。**次是西晋末年，即永嘉二年（３０８），中州板荡，“衣冠南渡，八姓入闽”，即林、黄、陈、郑、詹、邱、何、胡八姓士族南迁入闽，其中相当部分安家在福州地区。第二次是唐末跟随王审知兄弟入闽，史称“十八姓从王”，但据新编《固始县志》记载却有三十四姓入闽，仅随王审知部将张睦入闽的就有二十四姓。第三次是北宋末年至南宋，随着全国政治中心的南移，中原人纷纷南下。这三次中原人的大规模入闽，不仅史书上有记载，而且在许多姓氏的族谱中也可以找到佐证。三次中原人民与闽都人民的大融合，大量传入中原文化，从而推动了福州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福州地区的开发起了重大作用。到了南宋，闽越人与汉族人已经完全同化了。因此说，闽都文化是由多元文化元素组成的，既有闽族文化又有闽越族文化；既有汉族文化又有蒙古族文化、满族文化、畲族文化；既有中原文化又有西域文化、海外文化。闽都文化之所以冠之以“闽都”，乃历史上福州五度为都（闽越王都、闽国国都、南宋行都、南明行都、闽变国都），而且是历代福建的首府，福州为全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起到辐射作用。东晋太元十九年（３９４）晋安郡太守陶夔（陶渊明叔父）撰《闽中记》、唐大中五年（８５１）林编《闽中记》、北宋庆历三年（１０４３）林世程撰《重修闽中记》、南宋淳熙六年（１１７９）知州梁克家撰《三山志》、明万历四十年（１６１２）王应山撰《闽都记》、清代出现了里人何求的《闽都别记》。“闽都”之称古已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