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

　　《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增订版）》：　　首先，是深刻地认识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方向同样符合于人类文明大道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思想是在东方世界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形成和发展的，有自己民族的特性，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以及概念、命题和内涵等，对此，应当承认并且恰当地评估。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应当过分地夸大中国传统思想的独特性，绝对不能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与人类文明发展或互相脱节或互相偏离，恰恰相反，二者互相联系，其基本精神和原则是互相呼应、互相发明的。中国传统思想固然明显地具有自己的学说体系和特点，但是，如同我们在前面分别论述的，其唯物主义的思想资料，辩证的、发展的观点，历代志士仁人反抗压迫、同情民众苦难的精神，以及先哲们向往的大同理想，都是与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相通的。中国传统思想并没有离开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作为人类优秀遗产的直接继承者，马克思主义就当然地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相贯通，容易为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对中国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虽然是从西方传人的，但它又完全不同于其他的“舶来品”。马克思主义从其创立之时，就包涵着能为中国人和其他东方民族自然地接受的思想品格。　　其次，进一步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创造性发展的深刻意义。“五四”时期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迅速传播。一方面，是根源于中国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复杂，近代以来曾经提出过的种种救国方案统统失败，采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成为唯一的选择；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的宝贵遗产提供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由此决定马克思主义传人以后，能够很快地在中国扎根，由此而形成与中国文化特点相结合、符合中国国情的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指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今天，中国共产党又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创造性地发展，成功地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方针和政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与中国文化形成的价值观的内涵深深地相契合，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中与时俱进地发展，一直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第三，进一步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造性特点及其科学价值。中国古代史学家视修史为裨益于国家治理和民族文化传承的崇高事业，历史著作极其丰富。古代史学又是在民族文化价值观的指导之下，运用辩证、发展的观点去观察、总结历史问题，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著史的宗旨，并在经济生产活动不仅制约人类历史的演进，而且本身具有法则性这一根本问题上提出精彩的论断；柳宗元论述封建并非圣人之意，郡县制战胜封建制存在客观的必然性；王夫之论述历史的“理”存在于历史演进具体的“势”中，“势”不断发展，“理”也将不断变化；龚自珍、魏源处于嘉庆、道光时期，敏感地认识到历史已面临巨大变局，呼吁必须大力“变革”、“除弊”，清除空疏学风，关心现实问题，并进而倡导了解外国、学习西方先进事物。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理论遗产同样成为“五四”时期进步学者接受唯物史观的桥梁，在20世纪20年代传播唯物史观的热潮中，进步的历史学者恰恰站到了*前列。李大钊从小熟读经史，饱受其中人民性、民主性精华的浸润，由于受到辛亥革命前后严酷政治环境的刺激，很快地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而转向初步的共产主义者，他是杰出的革命家，又是在中国*早传播唯物史观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他系统地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建构了新的史学理论体系，并且提出了每位时代史家应根据新的史观、新的体验“改作历史”的问题。其后不久展开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进步学者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分析中国现实社会性质，并且根据当时掌握的文献资料提出对中国古代社会史的认识，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证明了其真知灼见的合理性，长达十年的论战显示了中国唯物史观学者从一开始就坚持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正确方向。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作出卓越贡献的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撰写其史著的同时，都高度重视理论创造。郭沫若有志于撰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范文澜从事中国通史研究，旨在探索中国历史与人类历史的共同性和特殊性；侯外庐撰著《中国上古社会史论》和《中国思想通史》的著作，也为自己提出在唯物史观普遍原理指导下探讨中国历史独特发展道路的任务。至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都出色地倡导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百家争鸣，坚决反对貌似革命的“左”的思想，捍卫历史学的科学性。进入新时期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勇于肃清教条主义的恶劣影响，拨乱反正，既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又对外开放、吸收西方新学理，创造性地阐释中国历史发展的问题，从事新的理论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