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与生成-布尔迪厄文艺思想研究

　　《关系与生成（布尔迪厄文艺思想研究）》：　　一 收视率至上的逻辑　　布尔迪厄对电视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他认为电视是以收视率为其首要目的并深受商业经济制约的一种媒介。其次，他认为电视媒介表面上的民主形象，实际上是一种掩盖了的符号暴力。这两个问题是具有深刻内在联系的。在布尔迪厄看来，“新闻场与政治场和经济场一样，远比科学场、艺术场甚至司法场更受制于市场的裁决，始终经受着市场的考验，而这是通过顾客直接的认可或收视率间接的认可来进行的”①。电视从原来培养公众文化品位的工具，越来越蜕变为一种迎合观众、攫取商业利润的手段。打开电视，铺天盖地的广告暂且不说，就连电视节目的制作也为着商业的利润极尽媚俗之能事。电视人进行新闻选择的原则就是“对轰动的、耸人听闻的东西的追求”②，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只是那些异乎寻常的东西，或者说只是对他们来说异乎寻常的东西。用布尔迪厄的话来讲：“他们关注的是非同寻常的东西，是与寻常割裂的东西，是超日常的东西——日常的东西要每日提供超日常的东西，确非易事……正因为如此，他们对那些寻常中的非寻常的东西，亦即为寻常的期待所能预料到的，诸如火灾、水灾、谋杀、各种社会新闻等，赋予特殊的位置。”③他们利用对这些事件的大肆渲染的戏剧化处理，去吸引观众们的眼球，博取他们的关注，从而获得不错的收视率，进而攫取丰厚的商业利润。布尔迪厄对此感到十分担忧，因为如此一来，电视不仅在经济面前更加丧失了自主性，而且有可能导致电视节目的同一化倾向。尽管表面上看来，不同的电视台记者都在追求与众不同，追求新闻头条，但实际上“他们在手段上又相互效仿，所以他们*终又做同一件事，那就是追求排他性，这在其他地方，在其他场可以产生独特性，但在这里却导致了千篇一律和平庸化”①。这种节目上、表达方式上的千篇一律必然会导致人们趣味的趋同与平庸。　　布尔迪厄对以收视率为首要目的的电视节目还有一种担心，他这样说道：“一个越来越受制于商业逻辑的场，在越来越有力地控制着其他的天地。通过收视率这一压力，经济在向电视施加影响，而通过电视对新闻场的影响，经济又向其他报纸、包括*‘纯粹的’报纸，向渐渐地被电视问题所控制的记者施加影响。同样，借助整个新闻场的作用，经济又以自己的影响控制着所有的文化生产场。”②这样，电视成了经济控制文化生产场的帮凶，电视、媒体人、新闻人因为垄断着大量的信息生产和大规模的传播工具，因而具有巨大的控制力。在布尔迪厄看来，“他们不仅控制着普通公民，还控制着学者、作家、艺术家等文艺生产者进入人们常说的‘公共空间”’③。这也就是说，新闻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文化生产场的准入券，哪些人是可以出名的，哪些书是可以畅销的，似乎都必须借助于媒介的宣传与推介。如此，对于布尔迪厄来讲，电视及其他媒介似乎不仅沦为了攫取商业利润的工具，而且还不断侵蚀着其他诸如艺术场、文学场等场域的自律。　　二 电视作为一种符号暴力　　实际上，布尔迪厄不仅看到了电视深受商业经济制约的弊端，还进一步论述了电视作为一种符号暴力对民主的践踏。所谓符号暴力，在布尔迪厄看来：“是一种通过施行者与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种暴力，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在承受。”①电视的这种符号暴力行为是如何实现的呢？首先，电视往往采取一种“以显而隐”的策略行为，达成一种表面中立化的形象，从而使承受者形成一种误识。所谓“以显而隐”，就是指“本该属其职责范围的事，亦即提供信息，展现的东西，电视却不展现，或者虽然展现了本该展现的东西，但其采用的方法却是展而不示，让其变得微不足道，或者重新加以组合编造，使其具有与现实毫不相符的意义”②。如此，电视通过一种为着收视率而进行的血和性、惨剧和罪行的新闻选择表面上看来便具有一种非政治化、中立化的倾向，这种非政治化倾向的新闻“吸引着公众又不造成任何的后果，还打发了时间，这些时间原本可以用来阐释别的东西的。然而时间在电视上是极其珍贵的。如果人们花上珍贵无比的几分钟去谈论一些无聊的东西，是因为这些十分无聊的东西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掩盖了弥足珍贵的东西”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