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主治国

第二章 埃及：从“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 经济自由化中的社会失衡/社会失衡中的宗教复兴潮/巴以冲突牵动的阿拉伯心结/“阿拉伯之春”后的自由派/民主理论中的逻辑误区 “阿拉伯之春”转眼已是九年前的事情了。九年并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很多地方九年不会发生什么明显变化。但是在阿拉伯世界，这九年来的变化却是非常巨大的。从表象的变化来看，有经济的升降、政权的更替、战火的燃熄……与这些表象变化相较，深层的一个变化是更加巨大、更具深远影响的，那就是思想理念的变化。 九年前“阿拉伯之春”的飓风在中东卷起，呼啸着挑战专制政权，呼唤着建立民主制度。“阿拉伯之春”的参与者们都强烈不满自己的国家多年来所走的不民主道路，他们希望国家重新选择道路，走向民主。 九年过去了，环顾阿拉伯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真正走上了民主的道路，突尼斯是“阿拉伯之春”后民主表现*好的国家，至今仍能够举行西方认可的民主选举，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动乱。但是突尼斯连年来发生了很多中小规模的动乱，譬如2018年底多个城市爆发示威抗议，起因是12月下旬一名新闻工作者为抗议政府而自焚身亡。此次自焚是呼应2010年12月的小贩自焚，正是那次小贩自焚，引发了突尼斯的大规模示威抗议，成为“阿拉伯之春”的起点。“阿拉伯之春”后，突尼斯经济情况一直不佳，增长乏力，2012年以后，GDP的年增长率都低于2010年的，失业率都大大高于2010年。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当发生了这样的变化，道路的选择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埃及是“阿拉伯之春”中的一颗闪亮明星，2011年1月25日是埃及的春雷惊起之日。那天在开罗爆发了解放广场的宏大示威，自由主义的热血青年和无数抗议者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要求民主改革。解放广场的活动被媒体广泛报道，既有收视率极高的世界知名大媒体，也有正在蓬勃发展的社交媒体，日日夜夜牵动着无数人的心……18天之后的2月11日，穆巴拉克宣布辞职；随后，老议会被解散了，老宪法被悬置了。政府的职责暂时由军方委员会看守行使，在民主大选之后再交予民选政府。民主改革为埃及开拓了一条崭新的道路：选举新的议会，选举新的总统，制定新的宪法。民主的前景使无数人热泪盈眶，埃及人欢欣雀跃，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人备受鼓舞，“阿拉伯之春”的民主风暴席卷中东。 2011年我去过开罗，不是在革命高潮的一月、二月，而是在十月，是埃及已在民主道路上迈出**步的时候，是在新的议会大选的前夕。那时解放广场上又连续几天爆发了激烈的示威活动，向当局提出了新的诉求。 我从横跨尼罗河的大桥进入解放广场，立刻看到了电视新闻中的熟悉场景，浅褐色的现代大型建筑，棕黄色的老旧楼宇……多数示威的人聚集在老旧楼宇附近，有人站在高处挥舞着埃及国旗喊口号，更多的人面露焦虑的神色在交谈、在凝思。很多人都戴着口罩，那是为了预防警察的催泪瓦斯。还有不少人搬运着大箱大箱的矿泉水和食品，大概是为“坚持斗争”而作的准备。我看到两位戴着伊斯兰头巾的女子，亲密地挽着男伴，我不知道他们是夫妻还是其他的什么关系，即使是夫妻也令我稍感惊异，穆斯林妇女在公开场合和男人能够表现得如此亲昵。 广场上的示威者主要是自由主义派，他们的诉求是要求临时执政的军方委员会立刻下台，把权力交给文官政府。对于这个诉求，我感到很费解，因为交权应是大选后的事情，现在即使搞出一个文官政府，也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了解情况后才知道，在这个公开诉求背后有更为实际的目的。由于民调显示伊斯兰派的政党将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自由派只能得到很少席位，而自由派是年初埃及“阿拉伯之春”运动的主要力量，他们付出鲜血推动了革命，但现在眼看革命果实要落入别人的口袋，他们想阻止大选。 大选结果不出所料，伊斯兰派的政党大获全胜，两个*大的伊斯兰派政党在议会里共得到约70%的席位，而在示威中积极奋战的自由派政党“继续革命”只得到约15%的席位。 如此的议会是民主选举的结果，而如此的议会又将对埃及未来的道路选择产生什么影响呢？埃及将走上什么样的道路呢？现在九年已经过去，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九年来埃及走过的道路。非常明显，民主的春天并没有来临，“阿拉伯之冬”正笼罩着当年民主激情热烈沸腾的埃及。更令人感到寒意彻骨的是，不仅民主制度没有建立起来，连呼唤民主的声音现在都在许多人心中消失。 这种消失反映了埃及人九年来的思想变化。要理解这种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产生的道路选择影响，需要回溯“阿拉伯之春”以前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引发“阿拉伯之春”的原因，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这后九年的发展和变化。 引发“阿拉伯之春”有三个深层的原因：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失衡、社会失衡中的文化价值困惑、外交政策偏颇造成的心结。 经济自由化中的社会失衡 失业是引发“阿拉伯之春”的一大原因。埃及的失业率很高，但它的经济增长并不缓慢，2000年至2005年期间GDP年增长率的平均值是4%，2006年至2008年期间更是连续三年达到7%，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在受到世界金融危机重创后的2009年，仍能保持5%的增长率。埃及的经济增长应归功于它自199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埃及曾经有相当大的非市场经济成分，譬如国有企业很多、不少商品价格受政府干预等等。1990年代初，由美国资助的智库“埃及经济研究中心”（ECES）成立了，牵头推动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这些改革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潜藏的社会问题。 引起*多社会问题的一项改革是国企私有化。其问题一是增加了失业，私有化后的国企为了利润*大化，大量裁员。二是造成了垄断，很多国企是被同行业中的私企收购的，这些私企因此扩大了自己在此行业中的市场份额，譬如一个水泥跨国公司在收购了水泥国企后，就垄断了埃及的水泥行业，其后它利用垄断地位肆无忌惮地提价，使民生遭殃。第三个问题是引发了大量的腐败，在国企私有化的过程中，穆巴拉克的特权圈子及其关系户乘机攫取国有资产，很多国企的价值被有意地低估，贱卖给这些特权者。结果造成优质的国企很快被特权者廉价买光，劣质的国企无人问津仍留在国家手中。于是，特权者的财富剧增，而国库却亏损了。这三个问题使广大民众愤慨，他们看到改革的果实被特权富人独吞，而改革的代价却要由穷人来付出。造成如此恶果的原因可以从当时的埃及国情中找到。一是当时埃及的政治体制是穆巴拉克的专制政府，这为不公正的交易提供了平台。二是当时流行的思想理念中有一股强大的私有化浪漫情结，这使许多新自由主义者迷信私有化万能，以为只要私有化了，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因此不认真做全盘的筹划，没有提供相关的配套法制和政策，譬如反垄断法、帮助下岗者再就业等措施。 埃及的经济改革使一批寡头崛起，操纵了国家经济。譬如钢铁大王伊兹，他以前做钢材进口生意，1999年在私有化中获得了亚历山大国家钢铁公司，2007年他属下的钢铁产量已占全国产量的70%。又譬如沙维瑞斯家族的几个成员，分别在电信、建筑、酒店等行业中拥有超大公司，其中三人同时登上福布斯2007年“中东*富20人榜”。崛起的寡头中有两个是穆巴拉克的儿子：贾迈勒和阿莱。贾迈勒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是智库ECES的创始人之一，还鼓动穆巴拉克任命了一批与ECES关系密切、有寡头背景的人作部长，形成了所谓的“贾迈勒内阁”。这个“内阁”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重组了埃及经济，推出了一系列私有化、减税、去管制、撤销价格补贴的政策。 这些政策给上层富人带来了厚利，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滴漏效应理论，下层穷人也会得到利益，理由是富人多赚了钱就会多消费多投资，因而能增加就业，穷人可以通过“滴漏”从增大的蛋糕中分到一杯羹。但滴漏效应并没有在埃及出现。经济增长并没有创造大量的就业，埃及的失业状况严重，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徘徊在30%左右。这是因为富人投资的那些经济增长行业不是劳动密集行业，劳动密集行业利润低难以吸引投资。另外，企业家为了利润*大化，宁愿让员工加班，也不愿雇新手，尤其不愿雇用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在新自由主义的大环境中，私人企业家追求的是利润*大化而不是增加就业，他们不考虑企业的社会责任。滴漏效应的出现，需要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催化剂。 埃及的高失业率和贫富悬殊造成了一个怪现象：经济增长，可贫困人口也增长。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从2000年到2005年，埃及的贫困人口增加了17%，尤其是在农村，竟然增加了21%。 当大量人口陷入贫困的时候，伊斯兰组织伸出了民生服务的援助之手，颇得人心；他们还提倡传统道德，抨击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的腐败，更是吸引了选民。这为伊斯兰派政党的崛起和发展建立了可观的群众基础。 社会失衡中的宗教复兴潮 与伊斯兰组织的发展相呼应的，是埃及出现了宗教复兴的浪潮。自1990年代后开始，埃及的清真寺数量大增，据一位美国中东问题专家的调研，1986年平均每6000个埃及人才有一个清真寺，而2005年平均每700多人就有了一个清真寺。年轻人在宗教复兴浪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大批地涌到清真寺参加活动，年轻妇女不仅戴上了特殊的宗教头巾（hijab），还蒙上了面纱。而十多年前，埃及妇女戴这种头巾的人很少。2007年，穆巴拉克的文化部长曾批评妇女戴这种头巾是“倒退”行为，结果引起强烈抗议，*后他不得不辞职。我2011年在埃及街头看到戴头巾的年轻女子要比老年妇女更多。 造成宗教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现实的失望，面对经济的不公、社会的失衡、道德的沉沦、消费主义的泛滥、工作生活的艰难，许多人感到在世俗社会中找不到出路，因而转向宗教去寻求解决的答案。 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伊斯兰就是答案”。 穆兄会是1928年埃及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时代创立的伊斯兰运动组织，它的终极目标是要使伊斯兰教法成为个人、家庭、社区、国家的指南。虽然它的一些成员曾卷入过暗杀等暴力行动，但它的大多数成员还是在体制内采用渐进的、非暴力的方法来追求终极目标。他们主要采用了三种方法。**种是选举的方法，他们自己未必直接参选，他们的方法主要是支持某些候选人，在2005年的议会选举中，穆兄会支持的候选人获得了20%的席位。第二种方法是渗入和控制许多专业行会组织，譬如，工程师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等。这些组织以前多数是自由主义派、民族主义派的天下，穆兄会通过长期默默的工作，尤其是许多办福利的措施（如提供会员医疗保险等），渐渐取得了控制权。第三种方法是在草根社区建立社会服务网络，譬如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在许多贫困的社区，这些本应由政府或市场提供的服务严重缺失，穆兄会的服务成了唯一的“答案”。在1992年开罗地震的时候，他们给灾民提供的援助比政府的更快更好。 穆兄会的成员都要交纳会费，数额大小根据个人的经济状况，这为穆兄会的活动提供了可靠的经费来源。它的成员都很有组织性、纪律性，这在“阿拉伯之春”的示威活动中表现得非常突出。由于它的一些成员曾经卷入过恐怖暴力行动，也由于它的强大组织力量，穆巴拉克政府对它的活动屡加限制，而且对它的形象进行了恐怖化、妖魔化宣传。为了防止穆巴拉克利用穆兄会作借口来镇压示威，穆兄会在激情澎湃的解放广场抗议活动中极为冷静低调，它让成员们以个人身份去参与活动，不打出穆兄会的牌子，而且还进行了很好的组织分工，譬如派会员分批去游行，既能保持广场上的示威人数，又能避免自己的成员疲劳过度。负责人还让会员不要带《可兰经》而带埃及护照去游行，以便显示更大的包容性。 穆兄会的民生关注和组织能力使它在“阿拉伯之春”后的选举中大获全胜，它领导的政党成为议会中的**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