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前言 学史三十年，同行学友之外，我有幸结识了很多喜欢历史的朋友。因为不掺杂诸如发表压力、职称追求一类的功利杂念，他们的兴趣更显真诚，立场更显超脱，或者说更为纯粹，更加接近以史学为志业者对于历史原初的冲动与热爱，因而是严肃的。业余爱好者真诚严肃的兴趣，应该获得职业研究者诚挚的回应。这便是本书的缘起。 传统的写史方式，是循沿时间线索以朝代为主体讲述兴亡故事，中间穿插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与关键制度。自先秦以降，秦开帝制，汉固一统；魏晋以降四百年“五胡乱华”，朝分南北、国裂西东，战乱纷扰，复统于隋；李唐雄张，赵宋文弱；元朝以蒙古而治“中国”，虽国土广大，然汉化浅而治力弱；朱元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明太祖，明朝政治，废宰相、下西洋、迁都北京、抵御蒙古、特务政治、宦官专权，张居正改革之志未遂，满洲之兵锋已起，李自成入京，崇祯帝吊死，吴三桂开门，多尔衮入关；清朝虽异族统治，汉化诚深，知以中国之法治中国，专制加剧，国家机器日益僵化，应变无能。而已经进入工业化时代的西方列强，又岂能容忍老大帝国之画地为牢、抱残守缺？洋枪洋炮硝烟散去，幸存之中国踉踉跄跄地走上了现代化之路。此后，国人之历史记忆被一断为二，前此之中国遂为“古代中国”“传统中国”“封建社会”“中国古代史”。既有之通史，虽内容之丰俭有不同，而结构之方式概出一辙。 重复无趣。回到初心：人们为什么喜欢历史？ 细审其故，大致有二：其一，喜欢历史的人，是真正的聪明人——他们懂得反思的力量，时常会停下奔忙向前的脚步，回望走过的路；在明静澄澈的反思中，他们能够清晰地感知到，历史机遇与个体命运之间的交织互动。今天之所以为如是之今天，乃由无数之昨日渐变累积而来。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承认接纳，事实就是，历史塑造了现在，并将影响未来。 其二，喜欢历史的人，是看过了世界或者对外部世界有着强烈好奇与融入欲望的人。我们从外面的世界所获得的所有刺激，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群体的、个体的，自觉的、不自觉的，主动的、被动的，*终都会指向我们在这里*初所获得的浸润、教养、学习和体验，指向一个有着深厚过往的不一样的中国。了解世界越多，人们就越想回过头来看中国，越想深入了解中国的过去，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过去，它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生生不息。 我决定换一个思路，集中关注那些真正塑造了传统中国，并对当今中国影响至深的历史要素，以这些要素为线索，换一种方式讲故事。 我所关注的**大要素是政治制度。与事件、人物相比，制度是历史发展中更具根本性的因素，因为它的作用是结构性的。制度是人类社会的组织规则，它规定人的活动范围，影响人的选择，注定其结局。 我对制度*初的敏感起于户籍。1976年唐山大地震，母亲抱一个、牵一个，带着我们姐妹坐了三天三夜火车，从河北到广东去投奔在海军服役的父亲。第二年我进入学龄，可是没有户口，邻居吴老师说情，班主任王老师接纳了我，附加条件是“学不好就不要了”。我一直努力学习，这句话是**推动力。没有户口就没有粮本，幸好父亲管理部队农场时跟附近的老百姓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我们家才能吃上以平价买到的新米。1981年，父亲为国服役期满，母亲和我们姐妹随军，农转非，获得城市户口，母亲也有了正式工作。1988年，我考上大学，户口迁入北京，上的是北京大学的集体户。1990年暑假，我因选修中国现代史课，要回老家的村庄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其中一项是“女性的择偶标准”。母亲说：“还问别人干吗，我就能告诉你，那个时候找对象，‘一军二干三工人’。干部、工人有工资，只有军人能带家属，随军吃商品粮。”而所有这一切，都源于1958年1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短短几千字的条例，把城市和农村隔成了两个世界，让“到城里去”成为农村人长期以来特别大的心愿。 制度的根本性特征还在于它的延续性或者说继承性。对此，宋元之际的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有非常敏锐的观察： 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 “理乱兴衰”“不相因”，唐朝有唐朝的故事，宋朝有宋朝的遭遇，彼此独立，互不相干，“无以参稽互察”。“典章经制”“实相因”，自秦汉以降，无论礼仪、音乐、军事、司法、赋税，还是国家机构的组织运作、官僚的选拔任用以及地方的管理，虽然各朝有各朝的发展演变，不会与前朝完全相同，但是每一个朝代在创立之初，都不得不沿用前朝制度治理国家，所谓“汉承秦制”“宋承唐制”，都是大实话。 就制度而言，朝代与朝代之间，永远是“继承”大于“断裂”。制度本身自有其惯性。隐藏在制度的延续性下面的，是各个朝代所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比如官僚的选任，开国之初通常会“急于人才”；四十年之后则难免“员多缺少”、一位难求；再和平发展四十年，家族背景在官员升迁中的权重必定会大大提高。又比如皇帝周边势力（后妃、外戚、宦官等）的处置问题，士大夫与皇帝的关系问题，官员管理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治理问题，兵权的收放与边防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些共性问题才是帝国治理的真正难题，也是“理乱兴衰”的底层原因。然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传统时期，这些问题往往被“理乱兴衰”所消解，同时被消解的，还有有关这些问题的宝贵思考——人们习惯了用末代君臣的失德来解释衰亡，然后便若无其事地走进新朝代。即便是现代的历史书写，也习惯了在“朝代末期”大做文章。 是时候换个视角，从“典章经制”的视角来审视“理乱兴衰”了，这就是本书的**条叙事线索。我要讲的，是帝制国家解决上述“共性问题”的努力，以及制度与人之间的纠缠互动。 我所关注的第二大要素是历史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政治文化。以历史文化为线索，讲述我们民族性格形成的故事。 在这片土地上，过去所发生的一切，有的如花开花落，发生、结束，了无痕迹；有的影响巨大，就像板块对撞隆起成山峦、洪水改变河道；更多的介于二者之间，譬如人之气质转移，一日两日，一年两年，似乎毫无变化，然而，年深日久，终有一日，“鸾镜朱颜惊暗换” ，变化早已发生，并且不可逆转。那些曾经发生、造成影响的因素累积沉淀下来，塑造了我们民族集体的精神状态和人生态度，这就是我所说的“历史文化”。“历史文化”就像是民族的基因，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不管你是否承认，也不管你愿不愿意，它们就在那里，如影随形。倘若我们积极地了解它，理性地认识它，择善而从，趋利避害，善自保养，历史文化就是我们的财富；倘若我们对它视而不见，那它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乃至梦魇。 从制度演变看政治得失，说的是国家的故事；从历史文化看民族性格，说的是群体的故事。这就是我要讲的两个故事。 未来会怎样，并不取决于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取决于我们对过去所发生的一切的理解和认知，而历史学者的责任就是帮助群体理解和认知过去。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说：“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过去做过什么，从而告诉我们人是什么。” 让我们开启一段崭新的自我认识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