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伦理价值维度探析

　　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离不开时代环境的变迁。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样的议题同样需要我们深入考察历史与时代变化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由之路进行探寻。内在地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是历史之势的必然，因为有了中国社会革命和社会发展之势，代表中国社会前进方向的先进知识分子就去寻求革命之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这一理论探索的结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并不是一切西方的哲学思潮都能够占据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为什么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终满足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需要，这就是历史之势蕴含的历史之理。一切大势均由具体之事所环环相扣，历史事件虽然是具体的，但莫不都是历史之理的承载和表现，理事因而是不分的。理事不分，*终造成的结果就是理势合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势也是合一的。　　（一）势所必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当代中国哲学建设的题中之义，已经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的取得有其历史必然性，或者说是历史之势造就的必然。　　早在1919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就指出：“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马氏的唯物史观，何以不产生于18世纪以前，也不产生于今日，而独产生于马氏时代呢？因为当时他的环境，有使它产生这种学说的必要和机会。……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大的发见。”①与之相关，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产生于近代的中国，深化于现代的中国，也是受着这个时代和历史的变化使然的。　　早期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哲学思潮并不是照单全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如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宣传就带着某种批判的眼光，反映了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抉择的审慎的思想态度。随着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展开，各种社会力量在争夺对比中，其所取舍的理论也悄然发生了退隐消长。在众多的理论激荡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异军突起，并在中国革命事业的开展过程中获得了源源生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文已经引证，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出了详细的论证，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和盘托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之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势所趋之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方向既定，道理遂明。但明理是否就能够成事呢？答案是未必。随着中国社会革命事业的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这也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如何在这项工作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或者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现实的社会实践，成了中国社会建设发展的关键。　　在这一进程中，不仅需要理论工作者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变迁进行实际的观察和理解，同时还要对这种变化的规律进行抽象和概括，形成各种思想的成果。中国社会建设的实际就是具体国情，认识国情，进而对发展方向进行设计和规划，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是对历史大势的定位和把握。“大势是某一时之整个底实际，势亦可说是实际中某一时之某种状况。”“实际底某种思想，是某种势之反映。”实际的大势反映的是实际的国情，而认识国情所蕴含的历史之势需要有大智慧、大勇气、大决心。这正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理论潜质的巨大发挥，其代表性的表现就是邓小平的哲学精神和哲学智慧。虽然邓小平没有创造系统的哲学理论，写出专门的哲学文章，同时还常常说他没有读过太多的马列经典，但其言中之意并不是否定学习马列经典的作用，他是要求人们从“要精”、“管用”的角度去实际地体会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神髓。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次被提了出来。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认识到历史发展之势的必然性，普遍之理要与历史之实际相结合。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把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今天已经被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了，其历史抉择时期的光辉似乎已经淡去。但是如果回首改革开放的历程，我们会发现提出这一理论需要无穷的哲学智慧，需要对时代发展之势有着高度的领悟和把握，这就是邓小平哲学理论的时代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