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鲁迅研究,鲁迅生平研究

从“象牙之塔”到“十字街头” ——鲁迅在厦门 乐融 鲁迅一生始终处于漂泊状态，除了出生地绍兴，国内曾经到南京、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等地学习、工作、生活，国外在日本东京、仙台留学居住，就是在同一个城市也往往时常搬家，比如在上海就居住过3个地方，即使在出生地绍兴，由于祖父周福清“考场舞弊案”入狱，父亲忧郁致病去世后遭族人排挤欺负，也迫使少年时的鲁迅随母亲到乡下的外婆家避难。 其中居住时间*短的城市应该是厦门，仅为4个多月，134天。那么鲁迅为何会从北京到厦门去，在厦门经历了什么，又因何原因促使他在如此短的时间离开厦门而奔向广州，这其中发生了些什么？ 南下缘由 在北京已生活14年的鲁迅为什么会选择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关于这个问题，鲁迅的亲朋好友及后来的研究者从各个角度有不同的解读。但是比较直接和全面的解释是鲁迅生前致许广平的一封信中的回答：“我来厦门，虽是为了暂避军阀官僚‘正人君子’们的迫害。然而小半也在休息几时，及有些准备。”①“三一八”惨案后，北京政局动荡，1926年4月下旬，奉军入关，北京成立“奉直鲁联军军部执法处”，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声言“宣传赤化、主张共产者，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同年5月4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高校被搜查，鲁迅、林语堂、沈兼士、孙伏园等进步人士的名字被列入了通缉的黑名单。这些都是以上信件所谈内容的当时历史背景，或许是鲁迅南下的导因。 除此之外，似乎还有其他多个层次的原因： 一、 经济原因 鲁迅1926年6月17日致李秉中信中也谈到他去厦门的目的之一，就是“弄几文钱，以助家用，因为靠版税究竟还不够”②。鲁迅在北京期间，月收入一般维持在200多元，个别年份月收入300元，其中以教育部的官俸为主。不过官俸很少发足，且经常拖欠，版税更微乎其微，比如1924年，鲁迅共收北新书局支付版税377元，月均31元，1925年收北新书局版税200元，月均不足17元。从1920年8月至1926年离开北京之前，鲁迅曾先后在北京8所学校兼职，各校月薪多则18元，少则6元，还有义务授课的情况。而厦门大学聘请鲁迅的月薪高达400元。从1926年9月4日至1927年1月16日，鲁迅只在厦门生活了134天，但却领取了整整6个月的薪俸，外加旅费，多达2500元。鲁迅在1926年8月28日收到厦门大学预支的工资和旅费之后，非常高兴，立即在中山公园约见了老友齐寿山，偿还因购房的借款100元，又反借给齐寿山100元。如果没有高薪诚聘这个因素，热恋中的鲁迅就很可能跟许广平径直南下广州，何必到厦门，与许广平相隔两地，为此，鲁迅在到达厦门前，他还与许广平约定：“先分开两年，各自苦干，既是做一点工作，也为积点钱，然后再作打算。”③ 二、 健康原因 鲁迅在北京时的健康状况欠佳，除牙病之外，还有肺病、胃痉挛、肋膜炎……阿斯匹林、奎宁、海儿普等药物几乎不离身。所以他也想换一个地方稍事休息。厦门，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属亚热带气候，温和多雨，年平均气温在21℃左右，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好地方，对鲁迅的身体有康复作用。 三、 家庭原因 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反目，原来和睦的家庭氛围断然打破，鲁迅理想中的亲情轰然倒塌，不得不搬出自己精心打造的八道湾居所，兄弟从此不相往来，但两人有着共同的朋友圈，留在北京难免尴尬。同时，许广平在鲁迅生活中的出现，一方面使得鲁迅心情上得到愉悦和对于爱情的憧憬；另一方面，也使得鲁迅这时候不再适宜与鲁母、朱安同住北京。厦门离到广州就业的许广平近，便于联络。所以在以上致许广平信中提道：“及有些准备……”这个准备有多方面的，其中就包括与许广平今后共同的生活。 四、 北京的文化环境因素 鲁迅在北京与守旧派、现代评论派、纯文艺派的笔战愈演愈烈，鲁迅对此感到无聊和厌恶：“在中国的天地间，不但做人，便是做鬼，也艰难极了。然而究竟很有比阳间更好的处所：无所谓‘绅士’，也没有流言。”④鲁迅在北京的后期，常以杂文与保守派、现代评论派以及一干官僚文人论战骂架，花费了鲁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因此常常遭罪于各路伪士和各方流言，鲁迅只恨欲罢不能，甚至竟连逃难避祸于阴间的极端想法也毫不避讳。由此可见，鲁迅对绅士和流言的深恶痛绝已经到了无可调和的程度。 五、 学术研究原因 爱国华侨陈嘉庚有感于中国落后，立志教育救国，1920年秋天捐资国币100万元创立厦门大学，委派林文庆担任校长，但由于厦门大学地处偏远，教师匮乏，尤其是有名望的优秀教师，因此，以重金诚聘天下英才来厦大任教并整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当时厦大在报纸上刊登的招聘内容就说明这一点：“该校长林文庆，目下*注意者，为延聘国内外名宿，使学生得良师之诱导，且已聘定北大沈兼士、周树人（鲁迅）、顾颉刚以整理国学”。鲁迅还想继续开展前几年在北京的研究，比如《汉画像考》和《古小说钩沉》等，打算在厦大从事两年的教学和研究，作为到厦大国学院担任研究教授的学术成果出版。 从欣赏到无聊 1926年8月26日，鲁迅和许广平同车离开北京，抵达上海。9月1日夜，鲁迅登上“新宁轮”、许广平登上“广大轮”，翌日晨分赴厦门、广州。初到厦大的鲁迅，在这个全然陌生的环境，度过一生中少有的几天清闲日子，似乎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靠山面海，气候温润，树木常青，相对北京干燥、常有沙尘暴天气而言，简直是天堂。鲁迅曾以“风景佳绝”四字来形容厦门，表示欣赏。他在日记上记载，9月5日“下午循海滨归，拾贝壳一掬”，⑤9月6日“晚至海滨闲步”，⑥表现了鲁迅初到厦门时的悠闲自在。根据当年在厦大西厨房做主管工作的陈传宗回忆，鲁迅刚来厦门大学不久，“在我们西厨房包饭，常到厨房走走看看。每次来，都亲切地和工友们打招呼，谈谈话……话虽然不多，但给我们留下和蔼亲切慈祥的印象”。⑦所以，鲁迅与这些工友比较熟悉，关系也好，在“11月间，周教授一次叫我陪他去泉州参观……先看东西古塔、寺庙，第二天在城内参观市容、民俗等等……又过不久周教授叫我陪他到漳州参观……参观市容市貌……第二天又去江东桥参观，周树人教授对我说：有人讲福建无大桥，这不对”。⑧由此可见，鲁迅刚来厦大时心情也不错，对厦门及厦门大学的印象是不错的，也有空闲时间到厦门周边地区看看，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因为鲁迅在厦门大学除了国学院的研究任务，鲁迅每周仅上五六节课，他在写给许广平和友人信中，多次写道“教科也不算忙”，⑨“能吃能睡”，⑩人“肥胖一点”，因为在北京时写文章往往到深夜，没有规律，于是有了一种“想从此整理为较有条理的生活”的想法，甚至为自己的逐渐“懒惰”深感“内愧”。 但是，厦大校舍是在荒地上兴建，学校的管理尚未正规，来之东西南北的师生各有自己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再加上从北京南下的有些教授本来都是老相识，互相之间既有无话不谈的朋友，又有各文化阵营的老对手，隔阂、矛盾甚至猜忌都时有发生。当时厦大有在现代评论派陈源面前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盐谷温《支那小说史》的顾颉刚，他对陈源和胡适无比崇拜，鲁迅在致许广平信中写道：“在国学院里，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好像都是顾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他们面目倒漂亮的，而语言无味。” 还有围绕在校长林文庆身边的封建复古派，鲁迅无法与这批人沟通，原来谈得来的好友沈兼士、孙伏园等相继离校，鲁迅感到顾颉刚等已在厦大国学院大占势力，认为“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黄坚是鲁迅在厦门大学另外一类痛恨的人，任国学研究院陈列部干事，兼任文科办公室襄理——也就是林语堂的助手，他和鲁迅都是林语堂邀请来厦大的，算是一个朋友圈的人，本来应该对鲁迅照顾有加，此前他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担任办事员，已经给鲁迅留下了“浮而不实”，“也许会兴风作浪”的印象。“襄理”虽然不是要职，但由于得到林语堂的信任，所以“气炎不可当，嘴里都是油滑话”。 作为“襄理”，黄坚本应帮助鲁迅解决生活方面的实际困难，但当鲁迅缺乏**家具时，他却故意刁难，当鲁迅拿出自己收藏的六朝隋唐造像展出时，黄坚作为“陈列部干事”不但自己袖手旁观，而且托词将正在帮助鲁迅布展的孙伏园叫走，令鲁迅非常恼火。可是在厦大文科为鲁迅饯行时，黄坚却一反常态地说：“我是鲁迅的学生呀，感情当然很好的。”他这种虚情假意更让鲁迅鄙视。鲁迅觉得“此地四无人烟，图书馆中书籍不多，常在一处的人，又都是‘面笑心不笑’，无话可谈，真是无聊之至。”找不到可以聊聊的朋友，厦门沉闷的空气让鲁迅颇觉无聊，南下之前，想象中的厦门应该也受着革命浪潮的鼓舞，毕竟厦门与革命策源地广州近在咫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厦门是个安静的孤岛，加上交通不便，很有点与外界隔绝的味道，这里非但平平静静，没有什么社会风波，甚至连滋养人思想和精神的书籍也很难购买到，鲁迅在厦门时的藏书的途径主要是由三弟周建人、北新等书局邮寄以及友人赠送，他自己只到市区的商务书局购买了3次书，基本上已经没有在北京时那种淘书的乐趣，使得鲁迅编写《中国文学史》时困难重重，而在毫无刺激的社会环境里，更使他感到无聊。 厦门时期写作 鲁迅在厦门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是延续了《彷徨》《野草》中个人灵明的个性色彩，同时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质，有真挚平和的畅谈与感怀，如《两地书》《朝花夕拾》；有曲径通幽的哲思和低吟，如《写在〈坟〉后面》，字里行间浸润着鲁迅思想情感的微妙变化，彰显着一位不苟言笑的深邃思想者生活化的另一面。如果说以《野草》为代表的北京文本所写的是鲁迅自害的情结以及思情中极阴冷部分的话，那么以《朝花夕拾》为代表的厦门文本则主要流露了他生活化的温润一面。从具体的内容来说，其文本风貌则更显不同，生活气息浓厚，所言之事多属切己的私事，均以**人称“我”的视角来记述，所写内容几乎都与鲁迅成长过程中留下的记忆密切相关，几乎不关涉国家社会大事、公事，亦不参与笔战。其中《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范爱农》的“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写作之时“已经是被学者们排挤集团之后了”。当时鲁迅被北京学界排挤，脱离了新文化策源地，对厦门的生活又很不适应，孤立海滨，跟社会隔绝，因此只能从记忆中挖掘创作素材。无论是《父亲的病》对于“人间至爱者”亲情的叙述，还是《范爱农》关于“旧朋”间寂寞中相濡以沫的友情的回忆，或是《藤野先生》对异邦教授“不倦的教诲”爱心的抒写，这批文章都弥漫着温暖的慈爱与闲适的情调，而不像鲁迅以前写的《忆素园君》《忆刘半农君》那般有着更多的世间感慨与悲哀。尤其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尽弃了先前《野草》的隐晦与沉重，显得特别率真与明亮，焕发作者童年生命的天真之气和少有的温情。 在厦门时期的写作更有鲁迅与许广平爱情的影子，《两地书》中厦门部分的书信就是鲁迅和许广平爱情的明证。《两地书》总共收录了164封鲁迅和许广平的来往书信，其中厦门时期通信就达83封之多，占了一半以上，在这部分书信中，我们可以读到一位恋爱中的男子的活泼、兴奋和幽默：如“我之愿‘合同早满’者，就是愿意年月过得快，快到民国十七年，可惜到此未及一月，却如过了一年了”，这无疑是恋爱使鲁迅“度月如年”；“听讲的学生倒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是别科的。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邪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厦门”，体现恋爱中的幽默和亲昵。《两地书》中我们还可看到鲁迅率真活泼如孩子般的另外一种形象，这是鲁迅一生仅有的瞬间——“楼下的后面有一片花圃，用有刺的铁丝拦着，我因为要看它有怎样的拦阻力，前几天跳了一回试试。跳出了，但那刺果然有效，给了我两个小伤，一股上，一膝旁，可是并不深，至多不过一分。”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45岁的鲁迅在厦门时的一种“跳跃”的心境，一种童真未泯的天真之气，一种生命的活泼状态。这也许是爱情的力量，使得鲁迅“精神上倒并不是寂寞”和生活上无须喝酒解愁的重要原因，正是此时鲁迅从新文化战场和“女师大风潮”中沉静下来，让我们更多地看到他那深沉世界里温暖的情怀。 《汉文学史纲要》原来是鲁迅在厦门大学授课时的一本讲义，后来整理成书出版。刚印成讲义时，前三篇每页的中缝印的是《中国文学史略》或简称《文学史》，第四至第十篇印的是《汉文学史纲要》。该书在鲁迅生前并未出版，直到许广平1938年为编辑《鲁迅全集》整理鲁迅遗稿时，才拟定了《汉文学史纲要》的书名。实际上，这部教材既不是汉族文学史，也不是汉代文学史，而是从文字起源讲起，一直讲到汉代的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是一部未完成的《中国文学史略》。《汉文学史纲要》虽然简略，但有许多精辟评价，比如其中对于《史记》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既肯定了《史记》的历史价值，又肯定了《史记》的文学价值，至今仍为学术界的定评。 在厦门，鲁迅创作的小说有两篇，一篇是《铸剑》；一篇是《奔月》。其中，《铸剑》一篇据考证构思动笔于鲁迅在厦门大学教学期间——1926年10月，完成于鲁迅到广东后——1927年4月。这是鲁迅在小说中的代表之作，集中体现了鲁迅对旧时代邪恶势力的复仇意识。作品中那位为维护正义而不惜牺牲自我的“黑色人”，正是鲁迅本人形象的艺术写照。《奔月》则取材于《淮南子》一书中关于嫦娥奔月的神话。嫦娥的丈夫后羿是一个善射的英雄，他虽然从天上射下了9个太阳，使地上的生灵免受毒日照射之苦，原是一个有功的人物，但鲁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描写后羿由于箭法太好，先把地球上的大动物射完，又把地球上的小动物基本射完，弄得遍地精光，害得老婆嫦娥成天吃乌鸦炸酱面。嫦娥耐不得清苦，就偷吃灵药飞上月亮。后羿破坏了自然生态，因而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连老婆都丢了，使得古代的传说被赋予当代社会新的现实含义。不仅如此，鲁迅还让小说出现了一个与嫦娥奔月故事并无直接关联的人物，就是羿的学生逢蒙，据说是在影射作家高长虹。 此外，鲁迅在厦门期间还撰写了《华盖集续编·小引》及《华盖集续编的续编》的7篇文章，编定杂文集《坟》《华盖集续编》，撰写《〈嵇康集〉考》《厦门通信》《坟·题记》《写在〈坟〉后面》《〈争自由的波浪〉小引》《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阿Q正传的成因》《关于三藏取经记等》《〈走到出版界〉的“战略”》《新的世故》《〈绛洞花主〉小引》，翻译《以生命写成的文章》《说〈幽默〉》《文学者的一生》等。由于篇幅所限，就不一一展开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