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我是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故事

李大钊 ：从容走向绞刑架的创党先驱 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发表《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和演说，是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人。1920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于北京，时年38岁。 投入时代的洪流 李大钊乳名憨头，1889年10月29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的父亲李任荣早年患肺病，身体虚弱。李大钊出生的前一年即1888年5月，冀东地区发生大地震，李任荣受到惊吓以致病情急剧加重。1889年春天，李任荣病逝了，时年仅23岁，留下身怀六甲的妻子周氏。李任荣的去世，让周氏悲伤不已，李大钊一岁半时，周氏也去世了。李大钊后来回忆这段悲惨的经历时曾说：“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姐妹，为一垂老之祖父养育成人。”李大钊的祖父李如珍是一个勤快的庄稼人，生养有三个女儿；为了接续香火，才将侄子李任荣过继到自己家里来。现在，眼见儿子、儿媳先后身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家庭悲剧让他痛心不已。因此，李如珍对这个仅有的孙儿极尽关爱。后来在李大钊读私塾时，李如珍特意请先生给孙儿起名叫耆年，字寿昌，祈愿他健康多福。 李大钊极受祖父疼爱，李如珍时常把他带在身边，既带他认识花鸟鱼虫亲近自然，又随时教他识文认字，教导他要知书达理。李大钊家附近有一座古庙，时常有人聚赌。一次，李大钊觉得好奇就去围观了一会儿，祖父知道后非常生气，罚他在烈日下劳动以示惩戒。众人相劝时，李如珍指着房梁严肃地说：“小孩子好比一棵小树，应当随时修理，这样才能长成栋梁之材。”由于李如珍的严格教育，李大钊自小就树立起了明辨是非和踏实做人的道德标准。 7岁时，李大钊到村子里的私塾读书。李大钊天资聪颖，兼以勤奋好学，因此学业进步极快，以至于仅仅过了三年，私塾先生就自感才学不济而请他另择良师。1900年，李大钊到乐亭县城北的井家坨跟随曾为国子监优贡的黄玉堂读书。黄玉堂思想开明，对李大钊启发很大。一次，黄玉堂给学生们讲太平天国的历史，言谈中不免流露出惋惜之情。李大钊听后深受感动，他对老师说：“洪秀全的很多主张都合乎人情、时运，可为什么要说他是造反呢？太平天国鼎盛时拥兵百万、拓地千里，怎么就失败了呢？但洪秀全终究是大丈夫，我长大后当效法于他。”当时正值清末，清政府对任何威胁其统治的言论都严加监视。因此，黄玉堂虽然欣赏李大钊的才思胆魄，还是赶紧提醒他说：“汝勿言不能之言，欲求免祸，先求慎言。” 1905年，李大钊进入永平府中学读书。当时，清政府正处于崩溃的前夜，教育上科举制已经废除，新学正在勃兴。因此，在中学期间，李大钊读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物的著作，也知道了同盟会的成立以及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事迹，思想进步很快。两年后，他的祖父李如珍病逝。没了祖父的支持，李大钊顿时面临失学的危机。幸亏这时李大钊已经结婚了，在妻子的支持下，李大钊于1907年夏前往天津求学。当时，天津有三所学校正在招生，分别是北洋军医学校、长芦银行专修所和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和长芦银行专修所都录取了李大钊，这让他一度很为难。他“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想入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但家中经济又很困难，全凭妻子一人支撑，如入读长芦银行专修所则可很大程度上减轻经济压力。于是，他给大伯父李任元写信，李任元见信后马上给他回信：“你要逛山就逛高山，你要游水就要游大海，应当继续求学深造。”在伯父的支持下，李大钊决定进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当时，国家贫弱、社会动荡，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的学生也是思想混乱、扰攘异常。一次，同学们畅谈人生理想，有人说要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有人说愿做一位名士，游历山水；也有人认为生逢乱世，“今朝有酒今朝醉”，应该及时行乐；更有人懵懵懂懂，不知人生理想为何物，糊里糊涂虚度光阴。听着同学们高谈阔论各抒己见，李大钊笑而不语。一位同学说：“守常，你的理想是什么呢？”同学们的目光都投了过来，李大钊顿了一下，严肃地说：“我的理想，就是要投入时代的洪流，改造我们的中华国土，不愧为黄帝的子孙。就我个人来说，我活着只希望做一个对老百姓有用的人。我死后，一不要棺椁，二不要埋在地下，我希望把我的尸体扔进大海里，喂肥鱼虾，供民食用，也使人民得到一点好处。这就是我*大的快乐！” 辛亥革命爆发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也开展了罢课斗争。学校教员白毓昆是同盟会员，参与发动滦州起义，事败被捕。当清兵要杀害他时，白毓昆挺立不跪引颈高呼：“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杀则杀耳，何迫辱为！”白毓昆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让李大钊感佩不已，此后每当路过滦州，他都会感慨“应于此处建一祠宇或数铜像以表彰之”。辛亥革命成功后，清帝虽然退位，但民国政权又被北洋军阀篡夺，社会黑暗动荡一如从前。李大钊对此愤愤不已：“革命之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不难看出，这时的李大钊已经成长为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了。 1913年冬，李大钊赴日留学，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在日本，李大钊深深地感受到国家贫弱所带来的耻辱。一次，李大钊参观东京“游就馆”，发现里面陈列的很多展品都是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从中国掠夺而来的宝物。睹物伤怀，李大钊不由感慨：“盖是馆者，人以纪其功，我以铭其耻；人以壮其气，我以痛其心。唯有背人咽泪，面壁吞声而已。”这一时期，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已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翻译成日文，并且出版了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著作。李大钊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籍，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基本的认识。 1916年5月，李大钊回国；6月，应汤化龙之邀赴北京办《晨钟》报。李大钊原本想借办报唤起“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但很快发现汤化龙不过想通过拉拢利用他收买人心而已，遂毅然离职。1917年1月，李大钊受聘为《甲寅日刊》编辑，发表了许多批判黑暗时局及旧礼教的文章，着重“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引起守旧派的仇视。7月，张勋拥戴废帝溥仪复辟，李大钊被迫避走上海。正在李大钊愁苦愤懑之际，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李大钊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国情与俄国有诸多相似之处，完全可以以俄国为师，实现民族的自救自新。从此，他开启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而努力奋斗的人生新篇章。 登高一呼群山应 1918年1月，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此后，他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发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7月1日，李大钊在《言治》季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之伟大，指出“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这篇文章是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此后他又连续在《新青年》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指出欧战的胜利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以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语表明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态度。 五四运动爆发后，斗争形势的发展催迫着李大钊将全副身心投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中去。1919年整整一年，他笔耕不辍几无闲暇，平均不到一周就写成一篇宣传文章。1919年9月，经李大钊等人营救，五四运动期间被捕的陈独秀出狱。李大钊欣喜之余，写下脍炙人口的诗歌《欢迎仲甫出狱》：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竟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 陈独秀出狱后受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之邀赴武汉演讲，北洋政府得知后准备在陈独秀回京时再次将他逮捕。李大钊获知消息后，立即安排人提前将陈独秀接到并隐藏起来。之后，陈独秀化装成下乡收账的商人，李大钊化装成伙计，乘着一辆骡车逃出北京。由于陈独秀不会说北京话，沿途需要出面交涉的事情由李大钊一手操办。到达天津后，陈独秀乘船前往上海。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李大钊与陈独秀深入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并达成共识，那就是在中国建立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就此，也给中国革命史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大业就此拉开帷幕。 1920年3月，在李大钊领导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发起人有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等19人。同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李大钊在北京为其举行了欢迎会、演讲会，还召开了座谈会。期间，李大钊与维经斯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办公室进行了深入交流，对筹建中国共产党达成一致意见。为了给建党打下牢固的基础，4月，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前往上海与陈独秀会谈。这期间，李大钊进一步认识到，在中国仅仅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他明确指出：中国“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5月，陈独秀在上海准备筹建共产主义小组，但对于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犹豫不定。陈独秀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明确回复就叫共产党。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等。李大钊高兴地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的种子，今后要努力耕耘，辛勤工作，将来一定会开花结果。”小组的活动地点就在李大钊家里和他的办公室里，小组的活动经费因暂无着落，李大钊遂宣布每月捐出工资80元，为各项工作之用。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积极开展工人运动，不仅筹办起了工人夜校，还创办了《劳动音》杂志，很受工人们欢迎。1921年3月，李大钊前往郑州等地视察和指导工人运动。他来到郑州工人中间，热情地向大家发表演讲：“工友们，你们工人可不矮呀，工人够上天那么高呢！”李大钊说着就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工”字，又在下面添上一个“人”字，就变成了“天”字。“工友们好好努力，工人的前途远大得很呢！”他接着说，“咱们中国四万万同胞，两万万男子，两万万女子，要并肩前进，建设一个好的中国！”在李大钊的鼓励下，郑州工人夜校很快办了起来。 在1921年6月初中共“一大”召开前夕，共产国际又派马林与尼克尔斯基来华，他们先到北京与李大钊会面，进一步就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等问题交换意见。会面结束后，李大钊委托邓中夏陪同马林与尼克尔斯基赴上海。马林到达上海后与陈独秀取得联系，建议早日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6月中旬，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西城辟才胡同的一个补习学校里开会，推选赴上海参加“一大”的代表。那时，李大钊正忙于主持北京教师索薪运动，且将主持于7月举行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其他人也因工作不能分身。正好张国焘已在上海，刘仁静又要赴南京开会，会后可就近转赴上海，遂决定由张国焘、刘仁静作为北京代表参加“一大”。 虽然中共“一大”召开时，李大钊因公务繁忙而未能亲自参加，但北方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都是在李大钊的指导与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说法是有事实依据的。因此，虽然未出席“一大”，但丝毫不影响李大钊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关于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关系，老革命家林伯渠“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的诗句，应是*为准确而贴切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有一个根本特点，就是思想创建在先、组织创建在后。组织创建，始于1920年8月陈独秀领导下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正式成立；但思想创建，则肇始于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李大钊于1919年5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创建阶段*重要的党课教材。毛泽东曾说，五四时期“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关重要的思想创建阶段。对于自己年轻时思想上的转变，毛泽东曾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对身边的同志感叹：“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从这个意义上看，李大钊是当之无愧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领袖。关于这一点，就连年长他10岁、在中共“一大”上当选为党的书记的陈独秀也曾自谦道：“‘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 壮烈的牺牲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在党的“三大”和“四大”上，李大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军阀斗争蓬勃开展起来。1922年8月到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几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同孙中山先生商谈国共合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1924年11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声势浩大的支持孙中山北上、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李大钊与赵世炎等人在北京组织5万余人的示威，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1926年3月，李大钊又积极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这些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猛烈冲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统治。 1926年4月16日，占据北京的张作霖成为北洋军阀统治者，就任安国军总司令。为获得列强认可早日建立安国军政府，张作霖在1927年3月间亲自拜访各国驻华使节，表示他所拼凑的北京政府是国际反苏反共阵线的前锋。为了营造气氛，整个北京城到处张贴着“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的告示。为了向列强表达反苏反共的决心，张作霖将阴险的目光投向了李大钊。这时的李大钊，不仅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宣传、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反帝反军阀斗争的领袖人物，在他的领导下，到1927年初中共北方区委已有党员2069人，北京、天津、直隶、吉林、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因此，张作霖视其为心腹大患，亟欲除之。 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张作霖惶恐不已，以“前方战事吃紧，京师治安至关重要”为借口，大肆搜捕进步人士。在此形势下，李大钊在北京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在苏联同志的建议下，李大钊将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迁入位于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原俄国兵营。但在张作霖的指使下，京师警察厅一刻也不放松对李大钊的监视，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经常有密探伪装成车夫对出入人员进行跟踪，工友阎振三外出送信被特务抓走，厨师张全印上街买菜也被特务抓去。这时陈独秀特别派刘清扬到北京，要她督促李大钊向南方转移，李大钊表示：“我担负北方区的工作任务，我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他的妻子赵纫兰担心他的安全，多次劝他离京。李大钊却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这里的工作是怎样的重要。”即便在杨度传来张作霖即将派军警冲入使馆区抓捕他的消息，也未能动摇李大钊坚持斗争的信心。 1927年4月6日上午7时30分，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率领警察、宪兵及便衣侦探300多人冲入东交民巷包围苏联大使馆。是时，李大钊正在屋里伏案办公。伴随一通杂乱的脚步声，一群警察和宪兵拥着工友阎振山闯了进来。 一个便衣特务指着李大钊问阎振三：“他是谁？你认识他吗？” 阎振三摇了摇头：“不认识。” 侦缉处处长吴郁文走上前来，冷笑着说：“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就是李大钊！” 军警们强行逮捕了李大钊，还抓走了他的妻子赵纫兰和两个女儿。 李大钊虽然被捕，但他毫不畏惧，“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面对敌人的严刑拷问，他“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定，自承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坚贞不屈，始终严守党的机密。 李大钊入狱后，党组织立刻展开营救。当得知北方铁路工人为了营救他计划劫狱时，李大钊考虑到敌人戒备森严坚决表示反对：“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李大钊被捕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4月9日，北京9所国立大学校长商讨合力营救李大钊，并前往文昌胡同8号拜访张学良请求疏通。政治讨论会会长梁士诒、杨度赴顺承王府向张作霖当面陈情。章士钊则托张作霖心腹杨宇霆向张作霖进言：“切不可以一时之意气，杀戮国士，而遗千载恶名。”国民革命军也发出通电，警告张作霖不得杀害李大钊。苏联政府更以断交为威胁，要求妥善处理，并在莫斯科市举行10万人参加的游行抗议。 不幸的是，在李大钊入狱后的第6天，也就是1927年4月12日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反革命政变发生了。叛变革命的蒋介石随即密电张作霖：“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张作霖虽然决定杀害李大钊，但慑于外界强大压力不敢举行公开审判，于是组建由安国军司令部、京畿卫戍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庭和京师警察厅组成“军法联席会审特别法庭”，负责李大钊一案的审理。 1927年4月28日上午11时，特别法庭不顾各界人士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公然宣判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死刑。下午1时，李大钊等20人分坐6辆囚车，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面对绞刑架，李大钊**个走上去，向难友及在场的反动军警慷慨激昂地宣示：“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8岁。 一袭长袍、两撇黑须、双目如炬，坚毅而沉着，这是李大钊留给后人永不磨灭的印象。从五四呐喊划破长空，到绞刑架上从容就义，李大钊高擎真理的火炬，在旧中国的漫漫长夜里闪现出*耀眼的光焰。李大钊曾书写过“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著名对联。这副对联，是他革命人生的真实写照。为了追求真理，李大钊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说：“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他相信“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面对危险绝不畏避。后人赞誉他“没有宗派气，内外从如云”，是对他纯洁党性与优秀品格的*贴切的赞誉。李大钊同志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伟大人格和崇高风范，将永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