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颜色的研究(修订版)

总体来说，以上内容仅是很不成熟的、很贫乏的一些研究资料。希望我们能把古代画家使用色彩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依靠不断的实践，更进步地、更科学地创造出更多的经验，同时希望可以吸收外来的营养来丰富自己，使我们□□绘画有更高的成就，这就是笔者写这篇东西的动机和愿望。



出版后记

于非闇《中国画颜色的研究》，篇幅不大，却是研究中国传统绘画颜色、颜料的里程碑式的作品，是旷古空前的巨著。作者本人，是□□□□流的工笔重彩画家，曾长期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附设国画研究馆导师。他有着极为精深的绘画技艺，在中国传统颜色、颜料的理论和实践上，也有着极高的追求与丰富的经验。《中国画颜色的研究》，对于传世文献做了通盘的梳理，又阐述了作者本人目验晋唐宋元名迹后加以实践所获得的种种新知。作者在书中毫无保留地公开了自己研漂、使用颜料的多项独门秘技，比如清代基本失传的槐花水调合石绿的方法，用竹筒澄漂朱砂、石青的方法，使用铁朱、蛤粉的技法，临摹宋元画作的敷色与绢本衬背技法等。又比如，于非闇书画使用“内殿轻煤”、“乌玉玦”、“五香”、“名花十友”等墨，其中不乏□□的清代皇室御制品。而于非闇居然对这种“御用”品级的颜料还多有不满，还要进一步加以处理。张大千曾盛赞于非闇的工笔花鸟画在自己之上，张大千也曾多次索要于家自存的上好纸张、颜料，就是因为于非闇不仅书画技法精绝，在颜料的选择、研漂、精制上，也无人能出其右。

化工改变了世界。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国绘画主流的颜色、颜料，都跟于非闇的时代有了本质性的悬隔。如果不是于非闇当年留下这部详尽阐释中国传统颜色的作品，那么许多古代颜色、颜料的技法，也就永远湮没。中国传统书画的材料，纸绢寿逾千年，而传统草色、石色的寿命原比纸绢还要长久。新的化工颜料能有那么长久的存世时间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只不过，短时间内（以十年为期）看不出来，也没多少人在乎而已。传统上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与精神，在波涌浩瀚的浮世洪流中，也脆弱得像是我们的生命：一不小心，一转身就是一辈子；只要一百年，被征服者的后代就会将自己的前朝过去遗忘得干干净净。

《中国画颜色的研究》，原为报刊连载稿，后结集，1955年由朝花美术出版社出版。然而，这部书稿当年的编校整理也存在诸多问题，导致此书多年没有再版。书稿大约是于非闇口述，一个年轻记者以速记记音的方式记录语音，然后直接转写成文字稿排印面世（未加进一步董理）。原稿中有相当数量的错误，就是音近而字讹，比如《隋书》的“经籍志”误作“经济志”，“研墨”误作“研磨”，“ 天王像”误作“天皇像”……这种成书方式带来的缺点还有：书稿结构上前后体例不统一，口语化风格过重导致某些语句滞涩，有的句子缺少主语、谓语，语句细部有时指代含混不清。加上书中大量引用传世文献，其排印、校对都比较粗率，衍夺讹脱之处颇多。虽说“真学士不以鲁鱼亥豕为意”，当年编校整理过程产生的错字、病句毕竟还是影响了这部书稿的流传。

另外，因为书稿相当多的篇幅是于非闇的口述，作者娓娓而谈，征引前代文献时并不核书，提到知名画作或书籍名称时，也不甚注重文字准确性。比如□□章阐释各种颜料的别名、成分和制法等细节，很多内容都出自《本草纲目》。《本草纲目》中宂谬饶多，所以李时珍原书中大大小小的错误，也被因袭到于氏书稿中；又比如于氏原稿第三章说：“《说文》上说：‘墨者黑也，松烟所成土也。’”而实际上这段“引文”在《说文》中根本就不存在；比如于氏书稿第二章谈“文同《雪竹图》”，第五章谈“李思训《浴日图》”“、杨升《夕照图》”，都与那些画家的传世画迹不符；又比如第五章引《大明会典》，附录二注释《历代名画记》，所据系第□□材料，也未加校核，舛误自难亸免……如此种种，纷云不容一一赘述。

书毕竟是要用来读的。此番出版，我们用六个月的时间，对于书中所征引的传世文献，依据明清两朝的刻本、钞本，全部做了校勘和重新标点。因为体例原因，未出校记。原书中简单的错误删削迳改，比较复杂的问题则加以缀辑、订补和解释。原书语句过分滞涩处，也做了调整。书中有一部分注释，为于非闇当年所说所写，我们以页下注（脚注）的方式排印。有些生僻字的汉语拼音注音，也以页下注的方式简单呈现。另外还有一种前缀“整理者按”字样的脚注，则是整理者为澄清、疎解原稿字句内容所撰写的说明解释。整理者在中国画传统颜色方面的经验与认识，在梳理相关传世文献方面所做的工作，也多在页下注内表达。整理、标点工作，由刘乐园（LewisEden）负责。工作中得牛津大学柯律格（Craig Clunas）、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陈宇和清华大学材料学院杜鸿达诸先生毫无保留的大力帮助。整理完成后的书稿历七勘七校。勘校过程中，冯科臣、金存惠先生亦助益良多。

在董理文稿的同时，我们按照于非闇所说的方法，对多种颜料的制备和使用进行了实验。有些颜料使用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攻克技术瓶颈的过程中，宋立选、佟春平和刘雪婷先生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后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胭脂虫红158□年传入中国的说法（见本书44～45页），于非闇并未提供出处，我们长时间追索，也一直没有结果。 Craig Clunas的Art in China（Oxford History of Art ）书中提到了这个年份细节，但是当年牛津艺术史丛书的体例上并不允许作者给出详备的索引，作者本人如今也想不起其原始依据（Art in China出版迄今已逾十五年，作者数次搬家，当年撰写书稿的笔记本已遗失）。十六世纪墨西哥（当时的名字叫“新西班牙〈Nueva Espa&#□41;a〉”）所产胭脂虫红，是由西班牙殖民者贩售，经马来西亚枢纽（包括明代所谓“满剌加〈Malaca〉”、“吕宋〈Luzon〉”等地）中转，进入中国。我们推测，胭脂虫红传入中国时间的原始出处，应该是西班牙殖民者的贸易清单，或者当时马来西亚进出口货物的记录清单。此事的澄清，涉及多语种的、中国境外的文字档案，且待来日机缘。

由于我们的学识非常有限，整理文稿中一定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和不足，敬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我们将在再版时纠正。 （Email: CrownElite@1□6.com）

冠英堂出版工作室

二〇一三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