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乐论思想

　　《秦汉乐论思想》：　　本章小结　　两汉之交至东汉时期的乐论思想随着谶纬神学、复古改制、礼乐反思等一系列社会思潮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特征。作为谶纬神学核心内容之一的《乐纬》，对音乐的本质、价值、功能等进行了神义化的解释。《乐纬》的作者试图通过这种“受命而王，为之制乐”的思想来传达出一种“神权政治的诉求”。　　自武帝以来，儒术常被作为专制政治的装饰物，如何能够在知识领域占据话语权力、避免儒生被边缘化的处境，这一问题成为促使汉儒高举谶纬神学的内在动力。《乐纬·动声仪》有言：“制礼作乐者……获福于皇天者也”，既然制礼作乐者可以获福于皇天，那么阐释礼乐之文的儒者也自然获得了皇天的庇护，如此一来儒者在精神领域所拥有的神圣价值就比帝王在世俗领域的政治权力更加具有优越性。　　但是，要想葆有守神于心的神圣价值，《乐纬》的作者首先需要修身成圣、不被俗世尘埃所沾染，因此“从胸臆之中而彻太极”“音声相和”等审美超越的方式大量出现在《乐纬》的文字当中，其目的就是为了与世俗世界形成某种疏离，以保证“太平之乐”的纯净，避免“角从官，是谓哀”的内心纠结。然而这种与世俗相疏离的状态，恰恰消解了儒家学者与专制王权的张力关系，修身成圣的内在满足取代了人世政治的责任担当。儒者的政治话语权力之争*终沦为个体自由适性的自得其乐。据范晔《后汉书》所言，东汉名士上不能“通物方，弘时务”，下则是“盗虚名”，终“归于无用”。　　西汉末年之后的谶纬神学既看不到神圣价值的光照，也无法为世间生活提供价值参考，因此成为被人随意支取的政治资本。桓谭、王充等人看到了谶纬神学逐渐流于荒诞的问题，在他们的乐论思想中给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法。如桓谭的“琴七弦，足以通万物而考治乱也”，就是通过古琴的内在属性来确立形而上的自然本体论理据（“通万物”），又利用君子与琴乐的关系重建儒者在现世政治中的责任意识（“考治乱”），并以琴乐的审美超越方式实现君子的人格救赎。　　王充的“疾虚妄”表达了对谶纬神学虚妄言论的严厉批判，但是由于王充以流行于汉代的气论、阴阳五行思想作为自身的理论批判资源，导致其陷入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悖谬当中。原因在于谶纬神学的理论资源同样建立在气论与阴阳五行的思想基础之上，这就如同以虚妄克服虚妄，结果终将归于失败。在对世间的政治关怀上，王充与桓谭相似，都希望君子以入仕为政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但与桓谭不同的是，王充没有让儒者直面人世的纷争，而是将制礼作乐作为君子的价值体现，“天下太平，颂声作。……臣子当颂”，君子只要在制礼作乐中颂扬君主的丰功伟绩，就会成就自身的价值。王充从关注人世政治走向了关注帝王的个人喜好，君子经世治国的人世价值也因此走向了追求利禄的歧途。因此王充拒斥虚妄、深恶俗吏的政治关怀也终因这种歌功颂德的礼乐观被污名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