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家庭档案:书信、回忆与影像

张一贯致钱穆（节选） 一九四三年 八月三日 四哥： 前日接你端阳前两日信，今日接六月十九信，详悉种切，颇慰渴念！闻顾太太死于恶疟，惋惜不已！ 关于我们西行事，准再待两年，我体况不如以前，且易患疟，实不欲如此牺牲也。*近两个月来，身体日健，每餐进两碗矣。惟前日流鼻血一天，近日觉头脑空虚，精神仍如常。 诸儿体况颇健，拙儿读书很有头脑，笔记摘录，均有小册，书写端整，作文颇有思路，下笔亦快，暑期所读论、英，均能背诵，学几何亦能领会，爱玩邮票，一切举动，很像我初见伟长时。《史记》《说文》，教者须下预备功夫，所以常是间断不教。一两年后，诸儿教读， 颇成问题。行儿稚气未消，读作写背，均能实行，不肯求整齐清洁， 书桌上满桌凌乱，不许人收拾，好胜心特长，与人奕，败则哭，打台球，连输两次，哭卧桌上。*听大阿姨话，与小阿姨要打架，暑中较瘦，体格长得快，较拙儿短一寸，胸围一般大。逊儿敏慧，算读作能日日随班上，较同班者胜，惟太小，无自动力，非天天支配他不行， 此儿长得慢，较行儿短四寸多。易儿不如以前胖，暑假除写字外，与晦儿玩玩，晦儿很聪敏，能唱唐诗数首，见人有爸爸，常向我要爸爸。 这里人人所注意者，就是物价高涨，猪肉四十多元一斤，猪肝无处买，蔬菜五元一斤，米面布匹，均上涨得惊人，米一千元一担，无处可买，十二元买一升米，跑几处铺子才买得到。柴每担四十元，须极早在河埠头候着买。为平夫妇天天买一升米煮粥吃一天，乃父仍是元大昌天天到，老夫妇很舒服。所划各款，均未到，到后当即告，我们目下未受到这般苦，恐几个月后，将被迫至此。陆伯云前有信托你汇千元至福建建瓯陆仲一，未知已否汇出？今再需汇千元去，你汇出时，可打听折合此间几成，来信告我，我向他取款。 一贯 八月三日 钱行给爸爸的信 一九四三年 十一月二日 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 得奉九月二日手谕，慰甚。近日王伯伯家的王应梧亦至大阿姨处补习，星期日教《古文观止》，课外暇时，儿阅《三国志》及《阅微草堂笔记》。校中正值考试，国文及代数俱已考毕。儿以病，国文未考， 代数分数尚未布露，不知成绩如何。三弟之病，亦已愈，家中之人皆无病痛，望 大人勿念。日来校中增早操一课，或有同学有退避意，儿思亦足练体，故无退避意。家中庭中之花木，大不兴盛，白心黄杨上出小虫，一株已被蚀死，余两株亦奄然无生气。麦冬、文竹为鸡所食殆尽，水仙花所抽新芽，瘦似葱杆，惟仙人掌则勃然有生气。东花园所掘之瑞仁花，虽含苞蕾然孑然一杆，思亦不能盛开。 敬请 大人福体安康 儿 行叩上 十一月二日 耦园忆父母 钱行 每到耦园玩，就会想起父亲、母亲，想起兄弟姐妹童年的事。因为父亲在这里住过一两年，母亲则住过近二十年，我们兄弟姐妹几人， 都是在这儿长大的。 父亲在耦园住一两年，我是这样算的：抗战时期，父亲从大后方昆明来苏州陪侍祖母，闭门隐居一年，后又去大后方，抗战胜利后， 父亲在无锡江南大学任教，而在苏州河南大学兼课，还有寒假暑假有时回家，所以算一算，共两年。 父亲原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课，当年我也在北京出生并上小学的。抗战军兴，大学内迁，父亲随学校去大后方，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孩子仍在北京，而祖母则在无锡乡间老家。直到 1939 年夏， 这三个地方的三代人才会聚于苏州，租得耦园空房子安下家来。当年我们租住的房屋，正是今天耦园开放的那一部分，包括住房及花园。 北大等校内迁，成立西南联大，周作人留在北京（当时的北平），后被日伪威迫利诱而成了汉奸。父亲在苏州居住，特改用别名钱梁隐来报户口，领证件，平日不外出，也很少友人来访，过的全是隐居生活，倒也平安无事。那时我年八岁，方上小学三年级。 父亲回苏州前原在西南联大，后改接受顾颉刚先生聘，到山东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时内迁，设于成都）任职，经顾先生同意，可以在苏州一年，任务是编写《齐鲁学报》并在上海接洽出版。当时父母住楼上，我们小孩子和祖母住楼下，因为家里人多，还请了一位乡村老妈妈帮助料理家务。父亲的读书工作室就在楼中间，那里原有耦园主人的一块匾额，写着“补读旧书楼”五字，可知原来的主人也是在这里设书房的。现此匾未见悬挂，可能由园方收藏了，仅其楼下“城曲草堂”匾额仍挂在那儿。 父亲在他回忆录《师友杂忆》中写到这段生活说： “侍母之暇，晨夕在楼上，以半日读英文，余半日至夜半专意撰《史记地名考》一书，……余先一年完成《国史大纲》，此一年又完成新书，两年内得成两书，皆得择地之助，可以终年闭门，绝不与外界人事交接。而所居林池花木之胜，增我情趣，又可乐此而不疲。宜良有山水，苏州则有园林之胜，又得家人相聚，老母弱子，其怡乐我情， 更非宜良可比，洵余生平*难得之两年也。” 这一年，父亲“晨夕在楼上”专心读书和写作，而我当时还只是一个三年级的小学生，所以，今天回想起来，竟只记得每天早上看爸爸在楼前园中打太极拳的样子。 父亲家居一年后，一则假期已完，书也写完，学报也编成，均已交上海开明书店。二则风闻南京伪政府对他在苏已略有所闻，恐怕再住下去会有不测，于是又离苏经香港，转重庆、成都，到成都北郊赖家园齐鲁大学国学院上班去了。 怀念母亲 钱逊 我生长在战争的年代。1933 年，我生于北京，1938 年五岁时，因抗日战起全家迁往苏州。此时父亲随学校南迁，先到昆明，后去四川； 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人留在苏州。父亲从后方回来时我已十五岁， 读高中二年级。从我记事起到开始思考人生选择人生道路，这一生中的关键时刻，都是在母亲的养育下走过的。 母亲对我的教育，现在回想起来，不记得曾讲过多少道理。印象*深的是，她总是向我们讲，我们是书香门第，你们的父亲是一位名教授，他是完全靠自学成功的，用父亲的榜样来教育鼓励我们好好学习。那时尽管我对父亲和他的学术成就没有什么具体的了解，但父亲是一位靠自己苦读而成名的教授这一点却已经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了。要像父亲那样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成为我幼年和少年时期的一种向往和追求。 母亲还给了我们一项特殊的教育，就是读古代经典。还是我上小学的高年级或刚上初中的时候，母亲曾请在中学任教师的大阿姨在假日教我们弟兄几个读《孟子》《左传》。我年龄小，只是跟着背。不过现在想起来，这对我日后的学习和成长，在许多方面还是有很多好处。母亲的教育多是正面的；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总是和颜悦色的，没有受到过母亲严厉呵责。尤其是在我们年龄渐长之后，她对我们更是支持多于管束。生活在沦陷区，日军的暴行曾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沦陷区百姓欢欣鼓舞，普天同庆。记得大哥曾精心地做了一件竹刻，刻的是“永享和平”四个字。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接收大员的“五子登科”，美军吉普的横冲直撞，内战烽火再起；物价飞涨，不少同学家庭经济困难，无力负担学费…… 京沪等地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苏州军警也如临大敌。当时我在苏州中学读初中，在校住宿，记得一天早晨竟赫然看见机关枪架到了校门口。环境使人早熟，迫使我们不再无忧无虑地学习，更不再天真地陶醉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开始关心时局，思考国家大事。这时我接触到进步学生、进步书籍，接受他们的影响，也开始参与进步学生的活动， *后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地下组织。那段时间我和哥哥常在星期日和假日参加一些读书会之类的活动，也有时晚上不回家，住在同学家中，母亲从不干涉、阻拦。1949 年春，形势紧张，学校里也有同学被捕。有的同学曾到我家暂躲，母亲并不细问缘由，只是以母爱热情接纳了他们；还给我们每人几枚银圆，带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 在当时，对于母亲的教育，自己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可是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回想起来，却深感我这一生后来的成长，实在都和母亲的教育分不开。 还有一点要提到。抗战八年和胜利后的四年，生活是艰辛的。母亲当时任小学校长，工薪微薄，父亲从后方汇回一些生活费，常常不能按时收到。母亲要支撑一个家，要保证我们五个孩子的生活和学习，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付出了全部心血。后期物价飞涨，领了工资必须马上换成实物，以免贬值。可是所有这些，母亲从不让我们知道，她只是默默地独自承受一切，而我们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学习成长。 我有一位有名的父亲，母亲却是默默无闻的。人们常说我是家学渊源，我总感到十分的惭愧。因为种种原因，我直接受教于父亲很少， 还曾一度在思想上与父亲处于相对立的状态。只是到了知命之年，才从头读父亲的书，了解父亲和他的学术。家学渊源云云，我是不敢说的；家庭的教育和影响则是重要的。家庭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由默默无闻的母亲和有名的父亲所共同给我的。在我一生*重要的幼年和少年阶段，是母亲的教育引导了我；而在我后半生，父亲通过他的著作给予我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是他们共同塑造了我的生命。 想念妈妈 钱辉 这是 1952 年，耦园里住进了荣校的学员，这些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志愿军战士，却大都是“老革命”，参加过解放战争，又参加了抗美援朝，负了伤，回国来，住进荣校。他们见过山东的、苏北的农村妇女、女孩子为支援前线做军鞋、为战士洗军衣，他们到了耦园，很自然地叫着“老板娘”“小妹子”要求我们帮助他们缝被子。我从小娇惯，哪里会做这个？这时候，妈妈对我说：“我十三岁能站在石凳上踮着脚尖扶着大秤称稻柴。”（当时苏州的人家做饭炒菜都是用大灶的，烧灶所用的柴主要是稻草，生活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是列**的）说着，她用一只左手（妈妈因脑溢血致半身不遂， 右手右脚基本丧失了功能）帮助我拉平被单，一边口授要领，指导我成功地缝了我有生以来所缝的**床棉被。这似乎也是妈妈自己说到自己能干的唯一一次。 妈妈同荣校学员亲如一家。她帮助他们学文化，补习四则应用题，使他们顺利通过小学毕业考试，升入中学。其中有一位叫吴和生的，后来一直读到大学，农学院毕业后还到非洲帮助坦桑尼亚人民办农场。这位朋友，一直把我们的妈妈称做“妈妈”，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还常来看望“妈妈”。荣校有一个年轻干部要结婚了，妈妈把楼上的卧室让出来，给他们做新房，自己住到了楼下，还对他们说这只是“为了自己的方便”。妈妈自 1951 年新春脑溢血致半身不遂后，在床上躺了几乎近一年，荣校来耦园时，妈妈也正处在体能锻炼阶段，她努力地锻炼她的左手，学做自己独立生活所必须做的事，也养了一群鸡，趁喂鸡、取鸡蛋的机会，练练自己的腿。荣校学员中有的拄着双拐进来的，受到妈妈的影响，也努力锻炼身体，*后，丢了拐棍健步如飞，叫人几乎不相信他们口袋里的伤残证。 妈妈十三岁站在石凳上称稻柴，不只是当时令我有勇气缝棉被， 我还学会了踩缝纫机，帮年轻战士们缝个鞋垫什么的。在之后的生活中，我也学会了做许多事，家事、农活、教具以及其他许多事。我总想，我有一个能干的妈妈，我也要努力做得能干些。 妈妈独立地把我们的家从耦园搬到了王洗马巷，这是 1956 年，大哥、二哥当时都在苏州当教师，我在师范读书，妈妈的理由是不能影响我们的工作和学习，并且她一个人能行。 赴台探亲日记（摘录） 钱易 11.24 星期四 晴 天气依然是那么晴朗，在楼廊上远望一片翠绿青山，实在是非常的美。 父亲今天精神特别好，6:30穿着完毕后去坐了半个小时按摩椅，然后就在楼廊上散起步来。走了四个来回共一百步，发现有一些脚步不稳后，坐下休息了一会。接着又自己走到书房坐在书桌前表示要写文章，并且一口气写了近两个小时，写得共十页，真令人吃惊。写作时他是那么专注，不时停下笔思考着，眼珠转动着。他写的是西方与中国在概念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同。 也许是思考太多，午后他仅睡了半小时，起来就说，这时候*好是有人来谈谈。老人的特点就是这样，希望自己不要被遗忘，需要有人来交流。他今天早上有东西可写，就是因为昨天来了四位客人。上次辛意云来访后，他也曾写了一上午。 今天中午还来了一个父亲的学生，说是见到报纸报道专来看望的， 六十二三岁，是早期的新亚学生，现在台中做县督学，来后说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