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国际关系的新世界:第十版

第二章 国际关系理论 “理论”这个术语令人困惑：有人把它看作一种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抽象物；有人则期望理论是一种清晰、明确的公式，就像爱因斯坦著名的E=mc2一样——在社会科学中，这几乎不可能。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整理数据、提出问题、弄懂错综复杂世界的设计。政治科学的基础是经验理论。理论是所有理性话语的基础；没有理论，你无法讲述更多的东西。其实，任何超出简单的事实陈述的东西都是某种程度上的理论。当你收集事实、分类然后归纳一般规律时，你就开始了理论化研究。 理论的重要性 许多人认为他们不需要理论，只要收集足够的事实材料，真实的东西就会显而易见。这一观点本身就是一种理论，一种纯粹经验主义的理论，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在18世纪就已经证明了其不充分性。康德认为，仅仅收集事实材料将使你陷在一堆杂乱无章、相互间没有关联的信息中。你不知道如何处理事实材料，它们是无意义的。没有理论，你不知道该提出什么问题，也不知道哪个问题该首先提出。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家要花费大量时间思考范式的发展，范式就是如何研究事物的方案。 本书的每一章（其他大多数大学教材也如此）都或明或暗地包含着理论。例如，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基础，就是用“权力”解释多数事件。这就是理论（不是所有人都完全同意）。许多研究者认为世界经历过几个体系，这些体系依赖于全球性的权力配置，可以解释世界如何运作。这也是一种理论，并不是所有研究者都会把这种理论放在**章。对美国对外关系的考察说明，国家利益如何支配了大部分（但并非全部）对外政策，这是另一种理论。俄罗斯的历史表明，地缘政治理论同样支配了战略选择。关于战争的原因也有多种理论。 本章我们将剖析四种很大程度上支撑国际关系思维的基础理论，或者叫“宏大”理论。每一种理论实际上都在声称自己是“观察世界政治的*好方式”，但是却很少能完全证明它的论点。这是在根本假设意义方面的理论，或者是难以用经验证据证明的哲学。理论可以证明，也就缺少了争议性，因为能用研究确证或是驳倒。但我们这里的四种理论却是存在质疑的，因为它们很难被证实或证伪，它们常常带着感情色彩且异常顽固地说：“好吧，这就是我的想法！”有些论述的热情支持者拒绝并且否定其他理论，但是严肃的学者承认，不同的视角都有其有效性。 理论可以非常实用，因为运用一个不合适的理论会导致可怕的错误。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认为纳粹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后喘息，所以希特勒并不是一个威胁。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1938年怀着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乐观去了慕尼黑，想着希特勒也会希求和平。然后，希特勒就侵吞了欧洲。美国第43任总统小布什的政府里有一些新保守主义者，他们相信一种新自由主义理论——2003年美国征服伊拉克将带来稳定的民主，民主还将扩展到整个中东。看一下你们基本的理论假定，它们很可能在任何政策中都是严重的缺陷。 *古老的理论：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及其诸多变种或许是*古老的国际关系理论，至今仍然在许多学术和实践领域被广泛接受。根本上，现实主义是一种保守的、悲观主义的哲学，它主张熟练巧妙地操纵无政府世界的各种力量，从而避免事物的毁灭。而自由主义者常做 的那些事——改造有缺点的政权或者为人权进行十字军式的行动，通常会使事情变糟。现实主义有多种观点。“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主张只有在国家遭受威胁的情况下，为防御才能进行战争。“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推崇保护国家安全的扩张主义举措。“结构现实主义”者认为权力的全球分布基本上决定了国际关系。 几乎没有人承认自己“不切实际”（unrealistic）；大多数人愿意被看作注重实际（realistic）的人，因为他们认为这意味着冷静的头脑和务实的态度。但是“注重实际”并不等同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种哲学性方法，它根植于历史和地理，由若干连锁相关的要素构成。 权力*重要 现实主义的中心是权力，权力是一个内涵远比军事力量广泛的概念。权力包含经济、政治、心理以及军事手段，运用这些手段，A使得B做A想要的事。在20世纪，人们开始把这叫作现实主义。但是，现实主义的源头需要追溯到很久以前。古代的国王和皇帝都懂权力，他们中的大多数坚定不移、一心一意地追求权力，而且特别重视权力的军事方面。如果不这样做，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会被其他王国打败。《旧约》以及罗马进行的战争都展示了对权力的精明估算：征服别人，或被别人征服。修昔底德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的著名论断就反映了现实主义：“使战争不可避免的是雅典权力的增强以及由此在斯巴达引起的恐惧。”美国的创建 者和早期的总统都是精明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懂得，新生的弱小共和国不得不在强大的国家中间小心前行。 不过，权力动机经常被一些高调的辞藻掩饰起来，诸如“保卫自由”“正义战争”，或是“解放圣地的十字军”。从16世纪早期的马基雅维利开始（如果没有更早的论述），思想家们才陈述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君主追求权力，事实上，他们也不得不追求权力。君主做成任何事都需要足够的权力，无论行善、作恶，还是仅仅为了生存下去。没有盔甲保护的善将毫无用处，而且也不可能长久。 国家是要紧的单位 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意义重大的行为者，不是个人、团体和跨国运动。现实主义很少聚焦具体的领导人或他们的动机，因为领导人大多被推定为具有同样的动机：保卫他们的国家。当然，在他们为此采取行动时有很多不同之处。现实主义者不会用斯大林乖戾的性格解释其接管东欧，他们用俄国曾不断遭到从东欧的入侵来解释。国家的历史和地理是起作用的因素，而非个别领导人。 在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国家的中心地位被奉入神坛。《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抬升了主权的概念，主权包含着统治者对自己国家负责的意思。对现实主义来说，这意味着国家是在主权控制下“单一而不可分割的单位”。因此，在让“基地”组织在其土地上行动这件事上，阿富汗应当受到指责。当巴基斯坦否认帮助恐怖分子在2008年袭击孟买时，印度嗤之以鼻，称这一事件为巴基斯坦人的“战争行动”，因为巴基斯坦的情报机构与恐怖分子有着长期而深入的联系。如果美国遭到核装置的打击，华盛顿将指责实施打击的国家。 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 现实主义把意识形态弱化为政策的一项基础，认为意识形态大多数时候是骗骗容易上当的人的伎俩。但是，现实主义的基础是国家利益。连接国家利益和权力的是可行性（feasibility）。根据理性追求的国家利益，领导人决定怎样有效使用他们的权力。汉斯·摩根索，国家利益研究的导师，就竭力主张国家追求它们“以权力界定的利益”。如果你正在保存或增强你的权力，那么你就是理性的；如果你在“十字军式行动中”挥霍或浪费你的权力，你就是在损害你的国家利益，因而是非理性的。许多现实主义者都将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看作意识形态的十字军式行动。 国家利益不是包罗万象的。好的领导者时常会在可见范围内检视，寻找自己的国家利益，并避开那些不属于国家利益的领域。“首要的国家利益”是必须要保障的。为防止其被损害，一国必须拥有武装力量和盟友，还要愿意为之而战。“次一级的国家利益”是比较远离核心利益的、也不那么紧急，可以不用为此而走入战争：其中一些可以谈判解决，另一些可以留待时间解决。区分这两类国家利益要求出类拔萃的智识能力，摩根索有这个能力，而其他许多人没有。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是只局限于地域的冲突，还是大规模侵略行为的开始？答案在1937年揭晓，那一年日本开始侵略整个中国。极端主义关系到美国的首要利益还是次一级 利益？为了根除它，我们是否应该攻占遥远的国家？美国占领一个伊斯兰国家可行吗？ 均势仍在运作 许多现实主义者（并非全部）认为均势是聚焦权力和国家利益的自然结果。国家总是害怕被其他国家侵占，总是习惯性地通过武装和联盟提升自身力量，试图以此抵消敌对性的权力。均势很少是为了和平，而是为了使国家有能力生存、不被其他国家吞并。哈布斯堡家族掌控欧洲的趋向促使信仰天主教的法国去支持新教国家。轴心国的威胁打造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西方联盟。苏联的图谋促成了北约。这些联盟是为抵消威胁性权力而形成的，意识形态在其中无用武之地。 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苏关系出现裂痕，乃至出现了战争的可能。1969年初，苏联和中国在它们的远东边境发生了小规模冲突。尼克松政治生涯的标签是激进的反共分子。20世纪60年代在野时，他读了包含均势概念的国际关系的书籍。1971年末，尼克松说他寻求美国、欧洲、苏联、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均势。与此同时，忧心忡忡的毛泽东也理性地欢迎了尼克松1972年访问北京。中国需要美国的力量抵消苏联的威胁，美国也需要中国抵消苏联的力量。为了运用均势保卫自己的国家，中美两国暂时搁置了他们的意识形态分歧。 非道德性的主导地位 现实主义带有（有人说深深沾染上）非道德性的色彩。现实主义把人权问题弱化为真正国家利益*边缘的枝节。现实主义者亨利·基辛格认为，相对于把人权踢成政治皮球，通过“静悄悄的外交”在人权上取得的成就会更多。 现实主义指出，“做道德上正确的事”或许是不切实际、行不通的。1939年末，英国考虑帮助芬兰抵御苏联入侵，直到意识到这样做将同时与德国和苏联开战。1941年中期，希特勒入侵苏联，英国与苏联结盟，尽管丘吉尔完全清楚斯大林是个怎样的角色。英国别无选择，一年以来，它都在独自抵抗纳粹的强大力量。权力考虑超越了道德。基辛格警告说：“秘密行动不能和传教士的工作混淆。”（实际上传教士经常是葡萄牙、法国、英国，以及美国扩展其国家影响力的公开楔子。）对现实主义者来说，可行性与道德性息息相关。 对现实主义的批评 现实主义的*大问题是：在准确获知现实状况和界定国家利益方面都存在困难。许多观点只是徒有一个“牢固”的现实主义外表，却没能抓住世界的真正复杂性，而这些复杂性需要很多年才会呈现出来。所谓现实主义政策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虽然许多人会猜，或者使用着实可疑的类比来推测，但没人有看透未来的天赋。现实主义趋向于低估国内政治和错综复杂的现实，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之前，华盛顿忽视了该国逊尼派和什叶派（很少有人清楚这些术语的意义）的冲突会在内战中爆发。 低估威胁或高估威胁都会犯错。民主国家对轴心国的威胁缺少准备，想准备时已经太晚了。美国的冷战斗士只看到苏联在持续扩张，甚至当苏联经济已经加速下降时也是如此。*终，是经济下降毁掉了苏联体系。 国家利益经常是推测出来而不是分析出来的。越南问题就被高估为国家利益。多年以后，许多越战的支持者才承认并非如此。民粹主义的煽动家、民族主义的媒体以及政府和学术界的强硬思维可以提供简化的、不真实的图画。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解释过如何让德国人去打仗：“简单得很，就是告诉他们，我们正在受到攻击。”哪里都有无知。华盛顿几乎没有官员理解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区别，也不理解他们的相互仇恨怎样使得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成为一个错误。 进而言之，现实主义理论假定国家领导人是理性的，但是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希特勒为了一种愚蠢疯狂的种族理论企图奴役欧洲。斯大林30年代末枪毙了多数将领，因为怀疑他们不忠诚，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严重削弱了红军力量。有些领导人有偏执狂。我们*好不要靠他们来做出理性决策。 对现实主义*主要的批判认为：在较早的时期，例如冷战期间，现实主义是有效的；但是在一个由非常意识形态化、忽视理性声音的次国家集团导致的暴力新世界中，现实主义不会有效。当*大的问题不是来自国家行为，而是来自在国家间窜来窜去的恐怖分子的破坏时，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路径不仅益处甚少，而且非常有害。攻打伊拉克和阿富汗非但不能消灭他们，反而给了他们新的能量，使他们获得新的拥护者。美国怎样才能应对从南部边境涌进来的毒品？墨西哥作为一个国家太弱了，无法压制毒贩，毒贩反而贿赂了大量的军警。攻打墨西哥会无济于事。国家中心的现实主义在处理孱弱国家和“失败国家”方面没有提供指导。 均势是另一个问题，这一点摩根索也意识到了。国家怎么会知道权力达到了平衡？国家总是担忧，因而添加额外的权力，直到吓到了邻国，于是邻国又必须增加更多的权力。结果就是军备竞赛，甚至战争。如果权力恰好平衡，当然很好，但是 一国倾向于超过其他国家。国家进行的是安全建设，可增加的却是不安全，这被称作安全困境。均势可能在非对称战争的时代毫无用处。游击队员和恐怖分子不会用飞机和坦克挑战主要大国；他们用路边炸弹和汽车炸弹使国家精疲力竭，他们把当地民众变成对抗占领者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