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短篇小说

大事和小事
不久以前，我到川西坝子的一个县城里去访问县委张书记。到了那里，正赶上他在给县里派下乡去工作的干部讲话。他反复讲，下去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被鸡毛蒜皮的小事缠住了，要抓大事，健全各种生产责任制就是当前的大事。我感到他讲得很好。会后，我便跟他一块下了乡。
走出县城，但见阳光灿烂，田野里一片新绿，庄稼长得实在好，眼见又是一个丰收年景。我问他一连几年夺得丰收的原因。他说：“还是那两句话，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我们就是紧紧抓住这两件大事。一个是把各种生产责任制搞好，一个是推广农业技术承包责任制。”他又谈到了抓大事。
我们走出县城不远，看到了一个高高的尖塔，走拢去看，才知道这里是烈士陵园。张书记带着我踏着满路带露水的青草走进去，径直走到一个立着石碑的坟前，他用手把快要遮没石碑的野草拔去，现出石碑来。他默默地站在碑前，有一两分钟。这时，他似乎才察觉我莫名其妙地站在他的身边。他连忙指着这块石碑给我解释：“这是我们县的**任县委书记——王书记。他是 1949 年解放四川的一位解放军，为我们这个县的解放献出了生命。就是他教我要抓大事的。”
也许由于我的职业的习惯吧，我们走出陵园后，我要他给我摆一摆这位王书记抓大事和牺牲的事情。张书记很乐意地边走边谈起来。
三十一年过去了，他还活鲜鲜地站在我的面前，在硝烟弹雨中，向我怒吼：“笨蛋，你连大事小事都分不清，还是大学生呢！”
王书记在他牺牲前半点钟的时候对我做的这个鉴定，一点也不错。在这以前，他批评我这个大学生分不清大事小事，也不止一次了。
那是解放后不久进行土改的时候，我才参加工作就被分配到一个土改工作队去。我拿着介绍信到张家场土改工作队队部去报到，工作队队部安顿在一个破关帝庙里。我走上大殿就问一位同志：“我找王队长。”那位同志用手一指，我看到一个三十来岁的解放军同志正坐在一个小案桌边和另一个同志一心一意地下棋，他们正杀得难解难分，不可开交。这位王队长大概正在挨“将军”，日子不好过。我把介绍信拿出来，对他说：“王队长，我们来向你报到。”
王队长抬头看了我一眼，把介绍信接过去，也不打开来看，又把头低下去注意他的“危局”去了。他拿着介绍信指着棋盘向他的对手叫：“咋的，你这炮装到我的头上来了？”
他的对手向他微笑着，没有分辩。我又对王队长说：“我们来报到。”
王队长似乎这才看见了我，冷冷地说：“哦，你来报到的？找文秘书去。”他把介绍信还给我，用手指一指大殿旁边的一间屋子，然后又低下头，聚精会神地盯住棋盘，研究怎样解除放在他头上的那尊大炮的威胁去了。
我感到不高兴，对他的**个印象不说很坏嘛，至少不怎么好。土改这样的大事，不抓住搞，却下棋着了迷，官僚主义！但是我没有向他表示我的不满态度，而且他的头低下去，也无从知道我的面部表情，我只好拿着介绍信去找文秘书报到了。
过了几天，我才改变对于王队长的看法，他其实不是一个官僚主义者，倒是一个十分平易的人。他从来没有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他也从来没有过一间办公室。总是在我们队员中间东说西说，笑呵呵的。好像一切事情都会顺着自己的规律前进，不用发愁。他很喜欢和我们青年人打堆，摆龙门阵，用那实在不高明的左嗓子跟着我们唱革命歌曲。晚上，在火塘边爱摆鬼故事吓人，而这种故事又总是发生在我们现在住着的这种黑咕隆咚的破庙里，害得几个女工作队员不敢回去睡觉，他就高兴地哈哈大笑。他简直没有什么办公的时间观念，有事忙他一个通夜，接着白天还干下去。有时半夜三更把我们叫起来开会，搞到鸡叫天明。没事他就到村子里转悠，只要有一点空闲时间，他就拉住别人下象棋。他一走起棋来，口里就不干不净地乱骂，不知道他是在骂人，还是在骂不给他争气的车、马、炮，也许他对谁也没有骂，不过是发挥他独特的棋风罢了。“咳，格老子这个怪棋。”他故意学四川人的口头语，又学得很糟糕，尾音拉得长长的。“哼，这个马这回跑不脱了。”“老帅，这一回你该投降了吧？将军！”咚的一声，他把棋子打在棋盘上，有千斤重，一个大殿的人都听到他在叫。他的棋艺并不高明，但是他不走赢，是不放你走的。你说要吃饭了，也不让你走。所以知道他的人，就懂得什么时候该输给王队长了。不然你吃不成，睡不成，活该。而王队长也总以得胜回朝而不禁哼起谁也听不懂的北方小曲来。
我们向王队长汇报工作要特别注意，他*怕啰唆，你说多一点，他就不耐烦，他说：“你到底说啥？三言两语，开门见山。”我得了这个教训，下一回我向他汇报，尽量少说具体情况和数目字。谁知道又挨了他的批评，他追问具体情况和数字，没完没了，甚至问你：“那个人的脸色怎样？他怎么笑的？”“那个土改根子怎么骂的？”有的数目字追问到几角几分，而对另外的成百上千却不理会。我也冒火了：“哪个晓得你要这些芝麻小的数字！”
“你咋知道这是芝麻？这是西瓜！老兄，你抓了芝麻，丢了西瓜了。你就爱眉毛胡子一把抓。你去抓一个人，抓住他的眉毛，你能抓得住他吗？要抓他的胡子。没有胡子就抓辫子！”
于是他批评我只看到眼皮下的小事，看不到灾难临头的大事。“要抓大事，抓关键。”他说，“你去牵牛，要牵牛鼻子。”
我学过一点哲学，知道凡事要抓住主要矛盾。我向他请教：“抓大事就是抓主要矛盾吧？”他说：“我没有学过矛盾，反正我知道擒贼先擒王，打蛇要打头七寸。还是那一句话：要抓大事。”
王队长反复对我们讲，土改要不走过场，不煮夹生饭，要抓好发动贫雇农这件大事。我搞的那个村，我一去就把几个贫雇农发动起来了。他们大喊大叫，要分地主的浮财，坚定得很。我认为可以开斗地主的大会了，谁知道王队长来一检查，把我狠狠批评一顿：“你以为你抓到大事了？你只发动了场上的几个‘光棍’，就把地主斗倒了？地主给他们塞点‘包袱’，
给他们几两鸦片烟，他们就跟地主跑了。他们是想乘机捞一把的勇敢分子。我们*需要的是发动苦大仇深的‘根子’，要抓访贫问苦这件大事。”
我又做了一段工作，到底找到了两三个“根子”，我带“根子”去见王队长。我走上大殿，他正在下棋，可能他的帅又正在危难之中，抬头看是我，没有理会，又埋头苦干去了。但是我一说“根子”来了，他马上把棋盘一推，问：“在哪里？”
他和“根子”见了面，又是倒茶，又是送烟，热热闹闹地谈了起来，一见如故。他对于地主的剥削花样熟悉得很。从谈话中我才晓得王队长本来是一个长工出身，在家乡参加过抗日游击战争，又参加解放军打蒋介石，升到营教导员，在老区参加过土改，去年才随大军南下的。我和“根子”一块回村的路上，“根子”对我说：“你是大好人，来帮助我们解放。但是我们感激你，却不把你当自己人。那个王队长才是自己人，我们并不感激他，却信得过他。”说得我的脸都红了。
我搞的那个村子要开斗地主的大会了。省上派来参观土改的民主人士，刚好在我们队部，有两位先生要到我那个村参观斗争会。在会上，由于地主很顽固，硬是不低头，被一个苦大仇深的“根子”上去诉苦时，说到伤心处，打了那个地主几耳光。来参观的民主人士很不以为然，对我说：“这是违反政策的呀。”我也觉得不对头。我们下村的时候，队部宣布过土改的纪律，是不准打人的。
会后，我回队部，王队长又在走棋，大概他正占上风，用新学来的四川腔调在叫喊：“格老子……”“取起，取起！”
我对王队长说：“出了事了。”
“啥事？”他问。
“出了大事了，违反政策，打了人了。”我解释说。
“打的啥人，咋个打的？”他问。
我把过程说了一下，并且说出民主人士的批评来。
“哈哈，我说什么大事呢，小事一桩！”王队长笑了，又回头催他的对手，“快走，快走，这一盘非把你马干吃尽不可！”
这个王队长，我来汇报打了人犯了纪律，他却只顾走棋，不把这当成一件大事，反问我：“什么违反政策？”
“违反土改政策。”我坚持说。
他走的这一盘棋果然大胜。他满意地推开棋盘，对我说：“土改是不准打人的，不过在你那里，地主那么嚣张，苦大仇深的诉苦人忍不住，打了两个耳光，也算不得什么，说不定还是好事。”
“好事？打人还是好事？”我吃惊了。
“打人不是好事，你那里受苦人打那个顽固地主两耳光，不算是很坏的事！”
我怔怔地看着他，莫名其妙。
“书生，书生。”他笑了，“大学生分不清大事小事。”于是他给我解释说，我那个村里地主还很嚣张，群众发动不起来，有人敢于起来碰一碰地主，把地主的气焰杀一下，群众的威风长一下，有什么不好？*后他对我说：“你们这些书生见了，就大惊小怪，吓坏了。我问你，政策是拿来干啥的？”
我说：“政策就是界限嘛，为了办事不出格嘛。”
“不全对。”王队长说，“政策当然要划杠子，但是政策正是为了发动群众，搞好土改的。政策不是拿来捆住群众手脚的。你那里群众好容易才发动起来，稍微出一点格，你如果当场就大惊小怪，批评指责，这也不是，那也不对，那不是给群众泼冷水吗？”
我向他解释说，我并没有当场纠正，只是回来请示来了。王队长说：“我知道，我是打个比方。你那里的做法应该是，当场不要指责，下来后在积极分子中总结经验，可以给大家说清楚，打人出口气，并不能解决问题。这样既保护了群众的积极性，又坚持了政策，岂不是好？总之要记住，开斗争会是为了发动群众，发动群众是为了搞好土改，这才是大事。”
这一下我算开了窍。
土改运动深入后，开始分浮财了。我想我那个村，贫雇农发动起来了，地主气焰打下去了。有“根子”挑头办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我的思想不像入村那一阵子那么紧张了。
可怪，王队长现在却比过去更多留心我那个村子的运动情况，常常要我去汇报。
有一回，我无事回队部去玩，看到王队长和别人棋战正酣，杀得难解难分，我便坐在一旁观战，有时还给王队长出一点主意。
旁边有几个队员在闲谈土改中的趣闻逸事，我就说：“我那村分浮财的时候，有个‘根子’什么都不要，就要一个富裕中农神龛上擦得亮晶晶的那个铜香炉和铜磬，他拿回去供在自己的神龛上，天天在香炉里插一炷香，敲磬敲得当当响，向他的祖辈人叩头，念起来，说他的祖辈人当出去的传家宝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