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1921—1949:第一卷

　　《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第1卷1921-1949）/中国共产党历史地方卷集成》：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一些客观困难造成的，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定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只有个别人在发言中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解。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会议*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　　遵义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作出了改变黎平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也就是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仍由*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后决心的负责人。　　中央红军离开遵义转战途中，2月5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里，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鸡鸣三省会议作为遵义会议的继续和补充，从组织上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为进一步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2月底，中央红军由川南转战到遵义县境，主力红一、红三、红五军团集结在鸭溪、枫香坝诱敌迫近，寻求新的机动，红九军团在高坪、四面山、松林、毛石坎担任后卫。其间，蒋介石调集40万军队从遵义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步步逼近红军，妄图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围歼”在遵义、鸭溪、枫香狭窄地带。党中央为粉碎蒋介石这一新的“围剿”阴谋，负总责的张闻天提议由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的毛泽东出任前敌总指挥，指挥红军行动。3月5日，中革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的前敌司令部从遵义城进驻鸭溪，中共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9日进驻遵义县（今播州区）苟坝。　　3月10日至12日，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了先是讨论红军军事行动，后发展为讨论红军下一步战略方针和改组中央军事领导的会议。10日，会议就红一军团林、聂首长给军委发来的电报建议，对整个野战军是否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黔敌王家烈驻守西安寨、新场、三重堰的一个师兵力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与会多数同志一致要求进攻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一人持反对意见并被会议否决。当日晚9时，朱德电令红军主力回旋于遵（义）仁（怀）大道，隐蔽在长干山中，相机歼敌。缓冲了进攻打鼓新场计划的实施。会后毛泽东再次向周恩来陈述他不赞同进攻打鼓新场的理由。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次日（11日）一早再开会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