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

妇女的地位 在妇女看来，启蒙运动是一个重新定义妇女的社会角色的 难得机会，这个角色是全新的、令人振奋的。 但要实现这样的自由，并不容易。 乔安娜.埃尔菲克（Joanna Elphick） 无论是作为女儿还是作为妻子，贤妻良母抑或妖冶撩人的勾栏女子，女性的地位和权力毫无疑问是受限的。妇女附属于男子，她们的角色取决于被依附者的需求。有钱人家会把女儿盛装打扮，在单身男子前炫示，就像是能带来回报的性感尤物，但必须是童贞之身，以确保合法继承人能光大门楣，当然，闺阁之内，她们尽可海誓山盟。 一旦将女儿嫁出去，当父亲的就如释重负，而女儿则要承担新的角色了——妻子。地位低下的妇女还要多多生子，让他们在工厂里做工、挣更多的钱来养活她们的丈夫。 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社会已规定好了妇女的角色，妇女被束缚在这些角色中，但她们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家庭生活。宗教改革时期，由于宗教世界的摇摇欲坠和政治动荡，人们普遍有与生俱来的恐惧感，任何妇女，只要被认为不守妇道，就会招致没来由的憎恨。 结果，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出现了一桩桩令人恐惧的女巫审判的案例。不少无辜的妇女，仅仅因为独立的思想或想摆脱社会定义的性别角色而遭到迫害。对很多男子来说，宗教只是一个概念问题，而对妇女来说，如果想不信教，就要给出理由。宗教改革的扰攘过去之后，启蒙时代开启，对饱受摧残的妇女来说，她们终于等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在所有的社会文化中，男子都是中心。17世纪的一篇文献是这样概括的：“唯女子终身之德，服从为先。”举凡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权力自然地落到男子手里，而从表面看，启蒙运动似乎并没有带来明显的变化。然而，家庭和谐的温情面纱之下，一个不易觉察的新动向正潜运暗转，因为家庭是妇女能展示一点点独立和自由思想的场域。 在文化领域和知识领域，男子们支持科学和理性，向宗教和迷信发起了攻击，与此同时，他们的妻女大开家门，使这些激进的思想有安全的栖身之所。在知识分子寓所的重垣厚墙之下，妇女可自由出入。毕竟，家庭才是属于她们的领域。雅谈不再发生于男人统治的公共的政治性建筑物里，而是移于屋内晨室、园中凉亭。沙龙文化出现了，这为那个时代的妇女提供了受教育的可能。 巴黎的沙龙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在随后的法国大革命中，沙龙更加流行起来，并迅速蔓延至从德国、意大利到英国、爱尔兰的西欧城市。仿佛一夜之间，妇女也可以参与知识问题的讨论了。在沙龙这样的活动中，父权式的等级制不复流行，妇女很快从单纯的女主人的角色而跃升为热衷辩论的辩手。 这些妇女不再满足于基本的读写能力的教育了。操持家务当然很重要，但若有机会，她们也能够胜任学术研究。当男子高谈阔论时，其实女人在置办酒馔时也在用心倾听，而且听进了每一句话。久而久之，她们的角色就发生了变化，不仅会参与决定拟邀请的嘉宾，还参与决定拟讨论的主题。女子的客厅就成了教室，咖啡馆在知识激发方面的功能，一部分就转移到了女子的客厅——以前咖啡馆是不欢迎女性参与讨论的。 在沙龙，社会等级不见了，代之以智慧的求索。贵族开始与资产阶级的女人接触，以前无所不在的社会壁垒逐渐被破除，两性之间可以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 男子是否一开始就认为女子在知识水平方面能够跟上男子，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不用说，不少男子认为沙龙不过是轻松愉快的闲聊之所，但对有些人来说，女子冲出晨用起居室本身就是惊人之举。 若弗兰夫人的沙龙可以说是“社交圈的一个奇迹”。她从小孤苦伶仃，既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姣好的面容，而这两方面被当时的男子极为看重。若弗兰改变了沙龙的样貌：把时间不长、有深夜夜宵的活动时间改到了下午一点钟，这样，整个下午都可以进行精彩的辩论，也不至于影响第二天要早起的嘉宾；提前做好一周的日程安排，这样志趣相投者可自由地交谈；星期一的晚上*适合艺术家，而星期三则吸引了文学爱好者。 与此同时， 斯塔埃尔夫人（ Madame Staël）生于权贵之家，又貌美出众。“在沙龙的鼎盛时期”，她的沙龙被认为是“巴黎*耀眼的沙龙”。她的社会地位意味着她不需要借助那些出入她沙龙的达官显贵们就可以扬名于世。在她主持沙龙期间，她还成为了一名重要的女政治家。 启蒙运动时期，妇女们把写作融入家庭场域，探索了能够打动人心的新的文学形式。女作家出现了，其中有的还从沙龙里的对话中找到灵感并发表了学术文章，有的则写小说、诗歌和戏剧。剧作家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被认为是**个专业女作家，带动产生了一大批深受读者欢迎的女作家。 还有人选择非虚构作品的写作，主题则是过去妇女根本不碰的问题。尽管是男子率先主张要进行科学探索、倡导理性，而聪慧的女性起初只是赞成男子的这种主张，但后来妇女们发现她们也可以进行科学探索，还提出了不少令人振奋的理论，大大推进了科学研究。夏特莱夫人即运用其丰富的数学知识及其对物理学的理解为牛顿的重力理论提供了支撑。莱布尼茨虽然认为在微积分到底是谁先发现的这个问题上自己击败了牛顿，但他乐于承认自己深受早期的女科学家安妮.康韦（Anne Conway）的影响。昆虫学家、画家玛利亚.西比拉.梅里安（Maria Sybylla Merian）曾为至少两种甲虫、九种蝴蝶、六种植物命名。她不仅对昆虫研究充满热情，还极具商业头脑——她发现了可替代蚕的昆虫，因其成本更低，从而赚了一笔。在休夫之后，她创立了一家全是女性的商业机构，开始了环球旅行，还卖掉了泡在白兰地里的外国动物标本以增加收入。 女人“脑子不灵光”，不能进行独立思考和推理，这种说法如今已不被接受。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开始为妇女教育问题而力争，尽管她承认男女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既然都是人，理应享有自然权利，其中包括自我教育、开发理性思索能力的权利。有这样想法的不止她一人。 法国作家德尼.狄德罗也支持妇女争取权利的运动：“我们这些本身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却严重忽视了妇女的教育，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她们的博学多闻和文字作品足令她们闻名于世。”玛格丽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以文学的方式抨击了施于妇女身上的种种束缚，支持沃斯通克拉夫特及其他早期女权主义者的主张。不过，她的主张虽然于未来的变化可谓导夫先路，然而在当时实是应者寥寥。 启蒙运动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启蒙运动展示了学习的奇迹，女子用富有激情的思想武装了头脑；另一方面，她们所享有的自由大为减少了。让-雅克.卢梭等就公然嘲讽过妇女的教育问题，认为那纯属浪费时间。他还认为，女人天生就是“内人”，就应围着家庭打转，而不幸的是，很多男子认同卢梭的观点。那种认为女人在所有事情上都能做得和男子一样好的想法，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妇女们也很快做出了调整，以免成为众矢之的。妇女所能接受的教育内容又回到了音乐、对技巧要求极高的美术作品（如静物）和女红等。对财产权的要求，已经很少提及了，参与政治的愿望也戛然而止。 妇女当然可以继续写作、斗争，但只能在屋里写作、斗争。妇女当然可以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但出版时只能用男性化的笔名。启蒙运动给全欧洲的妇女投来了耀眼的亮光，留下惊鸿一瞥。可惜的是，妇女的这场运动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样的机会再也没有重现。